桂妙自己把软枕头用上了，真是一团云朵。从那天起她就和老头儿分房，窝在了客厅沙发。她铺了一张褥子，让沙发尽可能平整，但木沙发内塌的座把她围住，像一颗河贝，桂妙想，哦，原来我这样小。头几个晚上，她还睡不踏实，一方面是生铺，一方面是老头儿在房里看手机。声音穿墙而来，吵得耳朵里嗡嗡的。老头儿看的视频她看不懂，有时候是国际上哪里打仗了；有时候是一些案件解密；有时候是打日本鬼子的电视剧，火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以前住在里屋同一张床，她还能劝一下，现在像是各有各天地，管不上了，说了两顿他不听，也由他罢了，久了居然也习惯了，就像刚结婚时习惯他的鼾声一样。

  老头儿去了半年多，桂妙重新睡上那张床，那张结婚时打下的大床现在属于她一个人，年轻时，她说她不要求别的，就要一张大床，因为自小家里孩子多，她常年睡不到一角地儿，既然长大了要嫁出去了，啥都可以不图，一张大点的床总是要的。老头儿那时年轻，桂妙个子不高活却干得不少，两人都是壮劳力，又相信天地大不过人的力量大。于是四处找人借了点，家里凑了点，账上欠了点，也就化零为整打下这张大床。床身没什么图案，无雕无镂，就描出来“百年好合”四个隶书大字，因漆里有金属的色泽，就像浮凸在床沿一样，倒有种大道至简的意思。尽管至简，这都算是和庄村中独有的富贵大床了。只是男人睡态霸道，在占席扯被这方面，颇有犁田撒网的架势，仿佛在梦里也积极追求进步，争当大队里的劳动能手。

  总归最后委屈的，是桂妙；但活到最后的，也是桂妙，或许就因为她省了夜里的气力。

  桂妙一个人躺在老床上，却异样地觉得新，真宽敞。心里一丝难过也没有，哎呀，怎么能一丝难过都没有呢，她自责着。老头儿刚去世的时候，她也没怎么哭。她走过场似的嚎过一阵儿，但始终没有流泪，唯有拼命夹紧眼皮，想挤一点，可耗费努力还是挤不出来，一下就觉得有点荒唐好笑，但于理不合，又只能憋住笑，倒是无心插柳，憋出薄薄的泪水来，糊在视线上，本以为大功告成，一上手摸脸蛋，啊，竟然还是干的。她怀疑自己是一个薄情的人，哪知邻居九十多岁的婆婶一眼看穿，在叠镪花时跟她说了一句：“有些苦嘛，要过阵儿才哭得出。”桂妙点了点头，一方面充作回应，另一方面也是感激她的体谅，又心想，那婆婶说的过阵儿究竟是多久呢？

  下葬仪式上，依照和庄村的仪规，桂妙是必须要哭的，这里甚至还有“好哭响过辣鞭炮”的说法。桂妙只顾着发愣，又哭不出来，亲友们都说她可能被吓住了，其中一个老姑告诫桂妙的儿女：“当心，说不好将来就要疯的。”桂妙看见她往太阳穴指了指，仿佛暗示自己已经害了惊症，心下莫名有些暗气。女儿一边点头，像是也认可老姑的判断，见桂妙望过来，又仓促将视线转躲开。那暗气一下就氤出委屈，反而催下桂妙的眼泪，人们集体松了一口大气，像是要把整座山岭压下去了——到底是皆大欢喜，究竟圆满。

  头七一过，桂妙随儿子到镇上住。本来是女儿想来接，她住在省会，繁华大城市，前些年为了给老头儿看病，桂妙也跟着去住过一段时日。那是她第一次坐高铁，从村子出到镇上，儿子接他们到市郊的高铁站。桂妙战战兢兢，过安检，刷身份证，她二代身份证都没用过几回，和存折、地契、结婚证一同被老头儿保管在一个铁皮月饼盒里，月饼盒又被放在衣柜的底层，受一块很旧的布盖着。老头儿曾经说过：“这些你不懂的，这样——你管大柜子，我管小盒子。”桂妙也不在意，心想，反正小盒子是放在大柜子里，说到底这个家还是自己在管。她是这样说服自己的。

  老头儿此前跟儿女去省会的医院做过一次基础的检查，又会讲一点夹生的普通话，一路上都显得要熟稔许多，遇到不会的就问问人，有时就语音联系儿女，倒是很矍铄，竟然还能步下生风，独立走了几趟卫生间。桂妙也很兴奋，东看看西摸摸，什么都想试试，对着高铁站里的饮水机按了好几下，发现不出水，就退后两步，看别人怎么操作。哦，很容易嘛。但为什么这么麻烦呢。旁边的年轻人见她一脸疑惑，就说：“这叫童锁，怕小孩子烫到。”哦，小孩子是金贵些。那年轻人说：“我帮你接吧。”桂妙连忙道谢，递过杯子，又凑身看着人家操作，等接过来装满的水杯，她再次道谢，往老头儿的方向走去，余光却不住地扫向身后，见年轻人离开机子，她才折返，喝了两口水，实在太烫，看旁边无人，就往水槽倒掉一些，自己照刚刚看到的流程按了一遍，顺利装满水，这才心满意足，解了真渴。桂妙回到座位上，老头儿说：“怎么去那么久？你又没手机，待会找不到我，你就搞笑了。”桂妙指着远处，自顾自地说：“我会用那个机器呢。”老头儿一边玩手机，一边笑她没见过世面，桂妙也不在意，心想：没见过世面又不是我的错，现在见了不就行了吗。她拧开了杯盖，吹起小小的水波，没了方才进站时的紧张，两人都全然忘记疾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