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方面的伟大成就，是毫无疑问的，是无法忽视的。但是多年来媒体宣传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和观念并不正确。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我们应该从他那里得到的。

一、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　　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1]　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2]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媒体描述给公众的李约瑟，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

　　在许多公众心目中，中国科学史，就是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是寻找“中国的世界第一”的。或者干脆一句话：中国科学史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这种观点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普遍的共识 。

　　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又影响了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取向。

　　科学史到底该不该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爆发过激烈争论。[3] 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同样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更多。

二、对李约瑟的定位    对国内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是有很大偏差的。

　　和现今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往往片面和过甚其词的描述相比，鲁桂珍博士的《李约瑟小传》无疑要客观、全面得多。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

　　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4]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5]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博士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还不能算是他们“圈子”中人，也许只能算是“票友”中的“名票”而已。至少他不是“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也大有人在。

　　另一方面，在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感兴趣的人，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为职业的人，都还有许多。姑以研究中国科学史著称的学者为限，就可以列举出美国的席文（Nathan Sivin）、英国剑桥的何丙郁（现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日本的薮内清、山田庆儿等等十余人。至于研究其它各种文明史、科学史的西方学者，那就不胜枚举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开起年会来，与会者常数千人，尽管其中会有不少“票友”，但人数之多，仍不难想见。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其中的各种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李约瑟的研究和结论，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失误。

　　失误本不足怪，问题是我们对此应该怎样去认识。诚如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最近在悼念李约瑟的文章中一段感慨所云∶“常把感情和政治因素掺杂到学术研究之中，可说是中国的大不幸”。这“大不幸”的背后，确实有着深层原因。事实上，媒体描绘给公众的李约瑟，是很不全面的。限于篇幅，下面无法详谈此事，只就一个方面举些例子以见一斑，表明李约瑟还有许多方面未被国内公众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