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与很多中国同行保持私交。《中华科学文明史》一书出版之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忆起了他们之间的交往。

    潘吉星说，我荣幸地与李约瑟先生保持了20多年持续不断的交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大学求学时，对科学史发生兴趣，读他的作品后深感他作为外国人这样热情钻研中国科学史，我们华人更应如此，遂立志专攻科学史，因而他是我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之一。

    与李约瑟直接相识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后我们之间一直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所谈的内容照例是不同时间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科学史问题。有时互相提供对方需要查找的资料。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我的不少研究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有的选题是他提出的。

    为使我有进一步研究的机会，1982年李约瑟邀我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在剑桥期间，每天与约瑟见面并交谈，目睹他的工作情景，深受教益。他很易接近，助人为乐，在生活方面热情关照。他不止一次领我去他所在的冈维尔－基斯学院熟悉环境，介绍与院长及其他学者认识。在剑桥的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深感约瑟对我的指点和关怀，实际上是对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关切，体现了这位大学者的国际主义风范。在他那里工作的其他中国人，想必都有同感。

    回国后，为向国人介绍李约瑟、李约瑟思想和他的研究成果，我决心编译他的一本文集。他获悉后，迅速寄来三大包论文油印本，亲自编号说明，还将手中仅有的旧日照片册借给我们制版，同时为《李约瑟文集》（1986年）写了序。出版后，国内外社会效益都较好。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86年他与鲁桂珍的那次访华期间。鲁桂珍要我陪他们去外地访问并照料约瑟起居，我们朝夕相处，格外亲切。这次旅行中，他以86岁高龄不顾旅途劳累，为核实一条史料，亲自登上四川大足海拔560米的北山右窟，当他在149号窟看到1128年宋代石刻物是现存最早的火炮实物资料时，激动得几乎跳起来。我们迅即作了素描、拍照、录下铭文。他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说，这个重要发现已来不及写入〔大书〕火药卷（1986年）了，我们只能以论文形式先行报道。

    1994年夏，我因病住院，在病床上接到约瑟来信，他安慰我并希望手术成功，再一次体会到他的温心。如今，往日经常相聚的桂珍和约瑟均已先后作古，想起怎不断肠。20多年来约瑟对我的帮助太多了。最大的感受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从他的作品和谈吐中表现出来的李约瑟思想、他的治学精神、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做人的风范和对中国的热爱，是我这一生都学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