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李约瑟，多年来媒体宣传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和观念并不正确，至少很不全面。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李约瑟打算给我们的。我们甚至有意无意地误读了李约瑟的学术意义。

一、经媒体过滤的李约瑟    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自1954年他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此后约二十年，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 中非常孤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成名学者一卷卷不断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更何况他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甚至为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而奔走，这当然令中国人非常感激，或者可以说是感激涕零。正如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所说：“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给予了支持。”

　　媒体描述给公众的李约瑟，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在许多公众心目中，中国科学史，就是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是寻找“中国的世界第一”的。或者干脆一句话：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观点一度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普遍的共识。

　　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又影响了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取向。科学史研究到底该不该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爆发过激烈争论。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和其它科学学科一样，只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的、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还有很多。

　　最后，还有书名问题。李约瑟的巨著本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他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结果国内就通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 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而这一点正是国内科技史研究的薄弱之处。关于这个书名，还有别的故事，说法各不相同。我们这里关心的 是取名背后的观念──我们之所以欢迎这个狭义的书名，难道没有想把可能涉及意识形态的含义“过滤”掉的潜意识吗？

二、李约瑟与西方科学史家    对国内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和现今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往往片面和过甚其词的描述相比，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的《李约瑟小传》无疑是一本非常客观、全面的作品，鲁桂珍在其中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6]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他们“圈子”中人，只能算是“票友”，至多只是“名票”而已。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也大有人在。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举过这样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