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情歌
文/王莫之
  香港回归之前，服装市场还没搬的时候，我经常跑华亭路，倒不是为了翻行头，而是买唱片。我当时刚大学毕业，分配进了襄阳公园附近的一家医院，从单位到华亭路顶多十分钟，脚踏车停在延庆路口，此地有路边摊卖洋垃圾渠道的CD，即北方人讲的打口碟，上海人叫轧片，或者海关片。当年我对这物事真是痴迷：一方面因为它便宜，单张进口CD在中图门市部要一百多块，打口之后可以低至十块；另一方面，也是搞不懂它为啥会被打口，我想晓得这背后的商业逻辑。

  多年以后，我们这代被打口碟喂大的乐迷得了一个绰号，叫打口青年。现在想想真正滑稽，赛过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听爵士——这讲法不是我发明的，是老倪在过一百岁生日的时候对大家讲的。所谓大家，即当年围在延庆路口的一帮音乐发烧友，老倪的岁数最大，我认得他之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不过，看起来顶多七十五。老倪讲，他之所以看上去比较后生，是因为心态好，在旧社会吃过大亏，后来碰着啥风浪都可以泰然面对。我觉得他蛮幽默的，便说：“老先生，听你讲话赛过在听滑稽。”老倪面不改色地讲：“滑稽啊，滑稽我唱不来的。以前呢，我倒是会唱几支歌，不过现在老了，嗓子吊不上去了。唉，再过几年，难讲就要变吊死鬼了。”他都这么讲了，大家只好不响。这是他的特点，在年轻人面前永远拿位置摆得很低，很低，熟了以后就晓得了，其实他这人特别会养生。讲起来，我们能成为忘年交，除了都欢喜爵士乐，跟我的职业也有关联，而且我的单位离他家只有一站路。他每趟来看我，总归要带点进口货，可以是一包太妃糖，或者一只空的药盒子，他习惯凑近了对我讲：“蔡医生，你帮我看看，这药有吗？”顺便提一句，他的身体其实蛮好的，他经常跑医院，是为了夫人。

  办奥运会的那个夏天，老倪痛失爱妻，九年以后，我在一张旧报纸上发觉这种体验对他来讲并不陌生，但是他从未对我透过半个字。关于私生活，他最欢喜谈的是跟A离婚之后的七年辰光，他的单身汉日记停在一九四九年开春的某一天。他对我讲：“我没勇气离开上海，所以寻一个人来陪我。”这一陪，就是半个多世纪。

  随着倪夫人故世，涉及A的话题在倪家逐步解禁。在此之前，记得有一次去他家，老倪提早跟我打招呼：“进去以后，千万勿要再提那个女人的名字，我夫人要伤心的。”我哦一声，答应得非常勉强；这种感觉，就像讨着一个采访查尔斯王子的机会，但是被禁止提有关戴安娜王妃的问题。我这样比喻，让老倪晓得，他肯定会伤心的。在我们近廿年的友情岁月里，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婚变中是一个施暴者，恰恰相反，漫长的时间，或者说时间的无尽流逝，让他背上了受害者的心理包袱，那包袱忽轻忽重，重时犹如泰山，压得他不敢抬头，压得他难以呼吸。

  一九三四年的祥达电台，那是老倪带我去过的最远的上海。“霞飞路往东，过吕班路，”老倪讲，“南面那排新式里弄，叫三明坊，有几十栋洋房，电车站就在弄堂口，交通方便，我一般是乘电车过去，那个女人节约，能走就走，除非赶辰光，才搭黄包车，跟车夫还要讨价还价。”经过老倪的嘴巴，他的前妻永远地失去了名字。在他的脑海里、梦境中，去播音的路走了千百遍，他记得：“进了三明坊，小转弯，到有霓虹灯的地方，螺旋式扶梯，上二楼，播音室为了隔音，门窗紧闭，房间不大，堆满广播设备，还有评弹、滑稽、京昆、时代曲的明星照，带签名的。”老倪讲，他跟A也有一张合影挂在墙上，他们是在此地认识的，当时他年近弱冠，A则是破瓜年纪。

  据说是阳春三月的一天，老倪听见无线电里的小姑娘在唱《毛毛雨》，嗓音甜美，关键是唱腔跟某些技巧让他听入了迷。“那个女人不简单，她晓得怎么用话筒。”老倪讲。他怀疑我没听过《毛毛雨》，唱了一段，又讲：“这首歌最早的录音是又尖又高，赛过吊死鬼在唱。”作为过来人，老倪认为问题出在话筒。“当时叫麦格风，这老鬼三是国外来的，我们唱时代曲的——就是流行歌曲，现在叫上海老歌——我们在接触麦格风之前，养成了舞台表演的习惯，声音要响，气要足，要让坐在后排的人也听得清。但是进了唱片公司的录音棚，或者是电台的播音室，对着麦格风再用这种经验来唱，就大错特错。”老倪讲，他花了半年才领会到这一层，成为上海滩最优秀的男歌手。“那个女人不简单啊，听她唱歌，快要接近我的水平了。”所以，隔天他就决定，要去祥达等那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