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的自问自答
  Q：故事和本期主题“夜莺与玫瑰”之间有何关系？

  A：王尔德童话里，经常有种人或俗世对于美、爱、真情或一切珍贵之物的视而不见与极端浪费。所以与其说是童话，其实更像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实主义：错误不会被纠正，而是会被留存，失去之物已经永远逝去。

  这很悲伤。小时候阅读童话，悲伤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悲伤约等于恐怖。（有意思的是真正的恐怖在文本里往往成了游戏。）我们喜欢童话，是因为里头保存着人最初也最可爱的幻想和希望，而不是仅仅前来聆听教育。幻想让我们身心轻逸，而希望才能浇筑出新的现实。

  这故事讲了一个希望的年代，一个接一个的希望被制造出来并最终熄灭，但谈不上悲伤，更像一次注定会结束的节日。

  Q：为什么会选这样的讲述方式？

  A：我算是相对完整地历经了2016、2017那几年的影视资本热潮，但我从没写过这一经历，一是距离不够，二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述。我始终记得那几年，形形色色的人们前来兜售自己的故事：想象的或真实的，自己的或是他人的，给那些年份抹上了迷幻又浪漫的色彩，像《十日谈》的景象，他们不自觉地也成了《十日谈》里的人物。或许这样的快速转镜写法能形成叙述的速度，从而带来一种纵览的效果，他们和他们讲述的故事都布陈于其中。

  Q：新的一年，对小说的理解是否产生了变化？

  A：过去我可能习惯把小说看得较为严肃庄重，但现在我可能更喜欢一些轻盈快乐的小说，并期待自己的小说更多呈现出这一特质。我不知道是对于文学小说理解的变化导致了我对现实观感的变化，还是说年岁渐增，我对现实理解的变化更新了我的文学观念，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信望之年
文/张玲玲
  我和吴秉炎相识于一家酒吧里头，那地方靠近清泰门，离河坊街不远。我不会喝酒，也很少去酒吧，去是受我一个如今已经断了联系的朋友邀请。据他所说，他们四个人都在杭州，不定期会聚一聚，间隔是一个月或半个月。我们聊了很多，话题我都记得，但印象最深的是秉炎。他1983年生，浙江衢州人，肤色白净，身材修长，无论穿着还是长相，都像那种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如瞿秋白、穆时英那样的人物。我曾在杂志上见过一张穆时英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很像秉炎摘了眼镜后的样子：小尖脸，白皮肤，头发一概梳到后面，露出宽阔的脑门，细框圆片眼镜，白色衣服一尘不染。我见到他的时候正是夏天，他一身白衣，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沉稳（而当时他不到三十岁）。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坐在酒吧卡座里面，不管谁说什么，他都握着酒杯，半倾着身体，专注地倾听，仿佛你每句话都很重要，都值得被留意。他不止是个倾听者，还是个回答者。不论谁提问、问什么，他都有答案，并且表现得很坦率。他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些颇具魅力的演说家，那些花衣吹笛手般的政客，但是，他的风度与措辞，他的平和与专注，他那种将所有事物融为一炉的谈话方式、那种将不合理扭转为合理的能力，无论如何，都会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里。

  秉炎有家投资公司。起先我以为他是富家子弟，或至少来自中产以上家庭——在浙江，或者我遇到的多数浙江人，几乎都可以算是改革的受益者，或多或少地吃到了时代的红利，由此你会产生一种认知：此地已经消灭了贫穷。我知道不可能，但周围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已经充分资本化的社会，一个没有穷人的世界。但人们的烦恼并没因此变得形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且依然是：如何赚钱、如何赚更多的钱。

  秉炎以对待其他问题的一样的坦率态度谈论出身与家庭。他告诉我：家在山里（衢州下面的一个山村），父母都有残疾，家境差，差到学杂费都交不起。有时早上去学校，肚子都是空的。放学回来，还得做点零活，有时甚至偷点废铜线圈去卖。你都想不到，他说，在浙江，这年代，还有人会吃不饱。

  他大学读的是江西财经大学——因为离家近且有奖学金。大学时代，他便开始创业，做司仪，做翻译，什么都做。大二这年开始炒股。第一桶金是通过炒股赚来的，炒股的本金就是当时打工攒下的零用。后来的几年，他一直在炒股，总体来说，赚得多，亏得少，最重要的是赶上了2007、2008那一波股市大涨，到毕业的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第一个一百万。后来，他回到杭州，拿这钱和一位朋友合开了一家理财公司，也做点投资，同样赚得多，赔得少。现在他这的公司的规模不小，管理规模大概在二十个亿左右。他自我评价：穷，脑子尚可，运气不错，相当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