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到空荡荡的家中。刘国强又和麻友钓鱼去了，明天才回来。红娟懒得煮饭，才决定在比较冷清的老邮局附近打个牙祭。哪想到会在那里撞上张建英呢？不用说，24小时之内，她扯的谎就会传遍她们共同的圈子。接下来咋办？是扯更多的谎来圆第一个谎，还是承认她不仅没了孙儿，还失去了理智？有一瞬，她强烈地渴望搬到城里去，在没人知道她过往的地方生活。但刘国强肯定不会干。那个批人离了朋友三四就活不出来；孙儿没得了，她庄红娟把自己活成了隐士，他刘国强还是三天两头往外跑。红娟满腔怨气地想象刘国强套一件帆布背心，脑壳上顶一顶皮蛋青渔夫帽，稳如泰山地坐在折叠凳上，殊不知只要一瓶啤酒就能撬开他的心扉，于是家头大大小小的丑事就开始往外倒：关于红娟和飞飞，飞飞和东文，东文和红娟，还有红娟和他刘国强。

  最近，红娟和飞飞之间的关系格外棘手。红娟觉得她们之间像有一个水池，比学校那个锦鲤池更小、更死气沉沉，池底层层叠叠堆着落叶、残渣、各种昆虫和小动物的尸体。池水表面还算清澈，但就连五岁的小娃娃都晓得它碰不得。如果红娟强迫自己去凝视它（她有时会有这种奇怪的冲动），她会发现许多她不曾说起、也无从说起的情绪：她埋怨飞飞和东文的不良饮食习惯（一周七天，三天顿顿外卖，娃娃营养都不够，咋个不得黄疸嘛），也担心飞飞三周不到就回去上班，身体吃不吃得消。她提出每周给他们煮三天饭，小两口礼貌而坚决地婉拒了，这让她感到愤怒，又不好发作。除此之外，这些情绪的最底层还沉睡着一连串自相矛盾的问题：要是她当初同意他们定居国外，是不是娃娃就救得回来？要是她没有催他们带娃娃，要是她催得更早点、更凶点，结局会不会不一样？要是她干脆懒得插手他们的事情，她现在是不是也不会这么揪心？

  生活回到正轨后，她照样每隔一周去飞飞家帮忙做卫生，飞飞照样每隔一周拉着几箱热带水果回来看她。但她们都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这些情绪；它们在池底潜伏，待走近时，在她们的倒影下阴沉变幻。

  这下好了，还没来得及把已有的线头理清，又裹进一股新线：一个谎言。红娟感到头疼。镇就这么大，更何况她时不时还要去学校领清油、签表格、做体检。老同事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该咋办？她急需想出对策。

  第二天，趁刘国强还没回来，红娟在桌上留了张便条，就跳上去市区的巴士。到了市中心，她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看着来往的路人，惊讶他们对她心中的悲伤竟然毫无知觉。中午，她在街边摊买了根烤香肠，又在某商场地下一楼的美食广场买了一小袋糖炒板栗。她坐在用餐区的木板凳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娃娃看：踩着嘎吱嘎吱的鞋满地乱跑的娃娃，坐在父母手臂上高声大哭的娃娃，对着陌生人的脸狂吹肥皂泡的娃娃。红娟发现，自己很长时间没这么仔细观察过这些小人儿了，他们是啥时候冒出来的？他们父母做对了什么，飞飞和小陈又是做错了什么？吃完饭，红娟在商场里乱走，不知不觉收集了十来张传单，宣传幼教英语和室内游泳课等等。她把它们整整齐齐折好，塞进了布包。

  在商场顶楼，一家高级餐厅的条幅吸引了她的目光。深红天鹅绒布料上一行烫金大字：“宴在锦江，喜悦相伴！生命中的欢乐时光，我们帮你一起见证！承办婚宴、谢师宴、庆功宴、百日宴……她没读完底下的小字就走了进去。

  下午两点刚过，餐厅渐渐空了起来，圆桌上摆着还没收拾的剩菜和饮料，一个包间的推拉门半掩着，墙上贴着一串粉蓝交替的剪纸字：“我今天五岁啦！”红娟伸长脖子，想看看这群人点了什么菜。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她背后响起。

  “姐，有啥喜事哇？”

  红娟转过身，看到一个精干的瘦高女人，一副经理打扮。

  “哦哦。”她含糊地笑笑。

  经理眼角熟练地皱起来，脸上荡开一个职业的微笑：“日子定下来没有喃？”

  红娟张了张嘴，才发觉嘴皮有点干，有点生涩。

  经理以为她在保留信息，半开玩笑地说：“姐你最好快点决定哦，我们档期都快订到年底了。”

  “我孙，孙儿要办百日宴，”红娟脱口而出。她对自己的回答感到惊讶，“今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