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罗牌和小说的关系是什么？如同《易经》有64卦384爻，塔罗牌系统一共有78张牌，其中大阿卡纳牌有22张，解释人的命运，小阿卡纳牌56张，辅助大阿卡纳牌进一步解释命运的趋势。《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巧妙地运用了大阿卡纳牌的22张牌，将故事拆成了22段彼此相关，却有一定独立性的故事，每一段故事的主题恰好与22张牌的寓意相合，仿佛是对塔罗牌的进一步解释。比如，第9号牌在塔罗牌体系中是“隐士”，代表了智慧、经验和明智，作者在写这段故事时，恰到好处地插入了一个隐士，用他的口来说出塞尔维亚人的命运，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出了铺垫。

    朱琺表示，“帕维奇之前，卡尔维诺也写过塔罗牌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卡尔维诺预设进入密林之后，大家都丧失了言语能力，只能通过摆放塔罗牌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经历。而每个人切牌以及摊牌的方式不一样，一张塔罗牌相当于一个情节单元。由于没有表述为语言，经历就呈现为一种多解的形态。但卡尔维诺写了两部之后就停止了，因为他将78张大小阿卡纳牌都运用其中。”

    塔罗牌在占卜之外讲故事的传统其实早已有之。作家路内言，“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塔罗牌的介绍，它原先并不是吉卜赛算命之物。实际上开始时就是随机抽取看牌讲故事。这种形式很有意思，讲故事本身就带有很多巫术传统，当然写小说也是在讲故事。不过一个作家如果只是单纯玩弄结构，他的作品只会是昙花一现。帕维奇结构把玩中容纳了很多宏大的东西，比如家国命运。像帕维奇这一路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其实不多见，跟他近似的有卡尔维诺、埃科等。”

    那么，怎样才是塔罗牌式小说正确打开方式？曹元勇表示，“《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最好还是从头到尾先看一遍，其实《哈扎尔辞典》的一般读法也只能如此。只有看了两三遍后，可以跟随自己心中所愿侧重或抽取一部分字条来看。”

    “在翻译过程当中，我试图把它当成一部算命小说翻。但后来发现没有什么算命不算命的东西。命再算，牌本来就在那。只不过翻过来后，把牌面的意思告诉你。我惊讶于《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用塔罗牌式的结构，七八万字就写了那样一个宏大的题材，它不单是一部战争背景的爱情小说，里面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你可以深究里面的神秘色彩，也可以按图索骥寻找拿破仑战争的秘史。是以到后面随便抽出一章看，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复杂，很多细节埋伏在不同章节里面。就像讲一个人的命运，前面走的路早已有很多暗示，只不过在走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帕维奇讲，天才的读者永远比作家多，当然比翻译家更多。这本书好像根本读不完，需要交给读者寻找和创造更多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此书最独特的地方。”

    帕维奇与中国先锋文学

    帕维奇《哈扎尔辞典》一经引入中国，其对小说叙事技巧性、创造性的变革被许多中国作家所借鉴。路内认为，“帕维奇对中国的先锋派有过影响，或者说对中国九十年代小说走向历史想象，走向更复杂的结构有深厚影响。中国的先锋小说多是短篇，但是当《哈扎尔辞典》这样的长篇大作出来后，中国先锋小说也开始向深处挖掘，拓展作品厚度，引发了很多对于中国文学可能性的想象。帕维奇不仅把小说的时间或空间作为一个维度，他实际上也把语言作为一个维度。每个小说家心中都有一个背反的梦想，第一他要将自己的语种光大门楣，第二是他要写出一个世界性语言的作品，像帕维奇一样，任何一种语言翻译其文学作品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曹元勇表示，“其实我们1990年代有一部先锋小说，李洱的《花腔》。当时这部书被认为是先锋小说的集大成者，它和《哈扎尔辞典》有某种形式的内在联系，《马桥辞典》反倒只是辞典体的偶合，没有太多相似处。《哈扎尔辞典》以红书(基督教)、绿书(伊斯兰教)和黄书(犹太教)三个视角来进行叙述。而《花腔》则是以延安、国民党以及日军三方代表千头万绪的回忆与叙述呈现以瞿秋白为历史原型的革命人物一生的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