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家，以及人类
　　“死本身不会死去。”

　　终结于君士坦丁堡的这个故事，始于1797年拿破仑的军队征服威尼斯的时期，奥普伊奇打死了奥地利军队中的神枪手：泰奈茨基。他俩都是塞尔维亚人。他俩的儿子也都是军人。

　　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从小跟随父亲远征，在法国军营里长大，每隔十年见识一次战争；他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秘密的渴望，在欧亚大陆之间、巴尔干的没落帝国里、在新生而真实但又与自己民族无关的各国敌人面前，迷茫的他“力求促使自己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泰奈茨基的女儿耶丽赛纳热爱打了败仗的父亲，痛恨投奔奥地利军队的哥哥帕纳，也恨弟弟马卡里耶——本来继承的是铸钟工厂，现在却为奥地利军队制造武器配件。1813年，为奥地利效劳的帕纳一心为父报仇，既要奥普伊奇的女儿的贞操，也要奥普伊奇的儿子的命。索福洛尼耶战败负伤，被倒吊在树上，却被耶丽赛纳救下，养伤时大彻大悟……他的灵魂见到了肉身的死亡和重生，痊愈后，他和散发蜜桃香气的耶丽赛纳陷入爱河，远离战争，再听从渴望，追随父亲，来到君士坦丁堡……

　　闪烁在世家恩怨表层的是马刀、提灯、刀鞘和长枪——是刀光血影；而沉浮在表象之下的是欲望和生养，拉斯蒂娜，约瓦娜、杜尼娅、耶丽赛纳……这些童话或神话中才有的女人让血脉明暗交融，让世族爱恨在民族胜败的波动中渐隐渐退。

　　故事里洞悉真相的人物，都不是寻常人：三死而不死的吸血鬼，伪装成铁匠和骑兵的魔鬼，以及拥有灵魂和肉体的双性别的第三种女人——“第三种女人不遵守在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世代交替的法则，因为那是属于男性物种的行为准则”。

　　“人类永远十七岁。民族是个永恒不变的孩子，它一直在成长，而它的语言、精神、记忆、甚至它的未来，对于它来说就像衣服，总会显得过于窄小。语言呢？……在梦里，我们全都说一种语言，属于我们所有人——活人和死者的唯一一种了不起的原初语言……所以，战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逆历史的潮流而行？任何谋杀终归都是一种自杀。”

　　——只有他们能超越暂时的胜败，看清人类的局限：“我们不过是平庸的乌合之众。你可以教一个人怎么把军刀耍得快过餐叉，但教人仇恨却需要耗掉数代人。仇恨是一种天赋，就像美妙的嗓音。天赋比任何军刀都危险。”

　　灾祸，以及塞尔维亚
　　“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灾祸。”

　　每一句瑰丽如梦的描述都隐藏着这位塞尔维亚作家沉积一生、乃至几世的见识，故事褶皱里的信息量极多。有些重要的话，作家会让配角讲。

　　只出现一次的隐士讲得清胜利者和战败者的后代的不同命运，却无法理解奥普伊奇、泰奈茨基父子两代塞尔维亚人都为外国人效劳。作家并没有挑明缘由，只是让老奥普伊奇告诉大家，为了那些待在塞尔维亚、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者能够买到火药，他把自己为法国人效劳所挣到的酬金统统送给了他们……但他的苦心无人能懂，连儿子都身在局外——“我原以为你会问我们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何时才能让自己解脱苦难，可你想知道的却只是晚餐。”

　　这样的故事，是为塞尔维亚写的。帕维奇的一生（1929-2009）刚好经历了南斯拉夫从王国到社会主义共和国、再解体的整个过程，但无论怎样，他首先是，也最终是塞尔维亚人。创作《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时候，曾有六个加盟共和国的南斯拉夫已解体。解体之后，夹缝中的塞尔维亚举步维艰，左右为难，恰恰呼应了这个虚构故事中的局势：法兰西和奥地利，象征了塞尔维亚在两种强权强势之间的选择；最后之恋，则象征着南斯拉夫曾经有过的和平团结，一旦相恋，就已走到消弭的终点，正是这个国家、这些民族千年未解的悲凉的矛盾。

　　这片土地上的成败轮转过于频繁，今天随这方战胜，明天却不得不臣服于战败方，塞尔维亚人心中的胜败就是如此复杂。在夸张的故事表层之上，帕维奇用近乎童话的笔调消解了荒诞，时间轴却紧扣现实中的历史，点明了第一战是在拿破仑军队夺取威尼斯的时候（1797），第二战预示着拿破仑的大败（1813），反抗土耳其的塞尔维亚起义也受到牵连，先是失去最大的支持者（法兰西），短暂的独立政权瓦解，再接受奥地利和俄罗斯（法兰西昔日的敌人）的支持，于1817年获得高度自治的起义成果。

　　小说是开放的，恰如历史和现实向未来开放。老奥普伊奇消失了，但别的人都将继续生活在塞尔维亚，这就给阅读者带来了无尽的联想……

　　塔罗牌，以及小说创新

　　“我们处在一种阅读方式的终结点上。发生危机的是我们阅读小说的方式，而非小说本身。处在危机中的是那种单行道式的小说。一些别的东西当然也处在危机之中，那便是小说的图像视野。”这是帕维奇发表于1998年美国《当代小说评论》中的文学观点，那时，《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英文版刚刚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