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米洛拉德·帕维奇及其作品最好的介绍和评说，莫过于他的作品本身。所以，在这个译本即将付梓之际，我只想简要说明一下我遭遇帕维奇作品的过程，并对给了我诸多帮助的友人表达一下由衷的感谢。

    将近二十年前的初夏，我乘火车南下广州去联系工作。列车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野兽在夜幕中穿行，我躺在上铺，毫无睡意地读着当时《花城》杂志转载的一部外国小说——《哈扎尔辞典》；夜愈深，我愈是在那部小说里陷得深远。结果则是，那一夜的车程没有让我和广州结缘，反倒是让陌生的帕维奇和神奇的(《哈扎尔辞典》闯进了我心目中的文学圣殿，占据了最为显著的位置，并且随着时间的积累愈来愈突出。

    2012年元月，我第一次到美国，第一次走进纽约的思川书店(Strand Bookstore)。原想淘一本趁手的袖珍版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集，孰料却与三本英文版的帕维奇作品不期而遇。那三本书——《哈扎尔辞典》、《风的内侧，或关于海洛和利安德尔的小说》和《茶绘风景画》，精装，几乎十成新，没有复本，整齐地摆在高大书架的最上层，定价都是7．5美元，就像某人寄放在那儿的礼物，等着我千里迢迢赶来领走。当年岁末，在美国生活的两个朋友得知我钟爱帕维奇的书，又特意给我寄来英文版的《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和《贝尔格莱德简史》。也就是在那时，我产生了翻译帕维奇的作品并借此向他致敬的念头。所以，我必须得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龚容女士给了我实现愿望的机会。  

    其次，感谢作家陈丹燕。2013年，土耳其的“太平洋贸易和文化咨询公司”策划了一个邀请一百名中国人访问伊斯坦布尔的计划。他们找到了陈丹燕老师，并允许她另外邀请两三人与她同行。陈老师便找到了曹景行先生和我。当时，我刚把英文版的《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通读了一遍，知道在小说的最后章节，帕维奇让几个主要人物会聚到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完成了他们的宿命。若能在正式着手翻译之前，先到伊斯坦布尔——曾经的拜占庭世界的都城——去看一看，于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伴随着那一年的中秋之月，我跟着陈丹燕老师和曹景行先生，走进了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的五天行程里，我除了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也借助小说人物的眼睛，打量过金角湾的绿水、香料市场色彩纷呈的货品，还有那摇曳着索菲亚教堂恢宏倒影的、碧蓝如镜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走进那座智慧殿堂，在大圆顶下徜徉时，我仿佛看见小说里的主人公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中尉为了转运，把大拇指插进大堂一侧许愿柱上的小圆洞。那几天在伊斯坦布尔的感受，对我翻译帕维奇的这部作品绝对是助益匪浅的。

    在翻译过程中，有两位友人给了我慷慨的帮助，必须向他们致谢。第一位是好友张晓强先生。为了避免仅凭英译本或法译本去揣测小说中人名的译法，我便向这位研究俄语文学的兄长请教。他帮我找到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东欧文学专家，请他们根据塞尔维亚语，把小说中的人名汉译法整理出来，供我参考。第二位是翻译家叶尊先生。这本书的法语版对书中的拉丁语句和个别词语作了注释，精通法语的叶尊先生在百忙之中把这些注释翻译出来，为我打通了准确理解的通道。 

    最后，必须感谢帕维奇先生的遗孀，雅丝米娜·米哈伊洛维奇(Jasmina Mihajlovic)女士。通过Email，雅丝米娜女士不仅将书中一些罕见的知识点、难解的隐喻表达和塞尔维亚民间表述，耐心细致地解释给我，并且让我了解到基督教文化里有一种观念：上帝与名词联系在一起，魔鬼与动词联系在一起。另外，她告诉我：“帕维奇本人经常建议他的译者照原文的样子去直译，只要你这样做，你的译文就会是理想的，因为语言中特别的东西——那些让读者惊讶、让读者反复琢磨的词句——都会得到保留。”尤其是针对帕维奇作品里常出现的非常规词句，比如本书“太阳”一章中的“two bowls of warm God's tears，a breaded gaze(两碗热腾腾的上帝之泪，一份裹着面包屑的凝视)”，雅丝米娜女士认为只要照字面意思翻译就好。对书中出现的几处拉丁文引语，她建议不要翻译，也不要加注释，保留原文即可；因为作者写书的时候也没有把它们翻译出来，倘若读者确有兴趣，就会自己去寻找答案。当然，我没有完全遵照她的后一个建议，而是力所能及地作了一些注释。 

    这部篇幅不长的塔罗牌小说，我译得可谓小心翼翼。但是如果没有上述友人的相助，特别是如果没有雅丝米娜女士的答疑解惑，仅凭我自己的能力，是很难完成的。在此，谨向他们再次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