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开创词典小说先河的《哈扎尔辞典》之后，塞尔维亚国宝级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另一本代表作塔罗牌小说《君士坦丁堡之恋》再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魔术师”、“祭司”、“隐士”……22张塔罗牌对应了22个章节故事，你可以从头读到尾，也可以按照自己抽出的塔罗牌顺序读完全书，帕维奇用这本打破了传统时空线的小说，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历史名城君士坦丁堡。

    12月17日，《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新书首发式在上海举行，本书译者曹元勇，作家路内以及学者朱琺来到现场，带领听众一起走进帕维奇的文学世界，寻找这本塔罗牌小说的正确打开方式。

    在帕维奇眼中，艺术分为“可逆向复原的”和“不可逆向复原的”。前者可以让受众通过变换观察视角，从不同的侧面观赏作品，诸如建筑、雕塑、绘画；而“不可逆向复原的”的艺术，比如音乐和文学，它们像一条单向的道路，路上一切的运行都是从开始到终点、从诞生到死亡。帕维奇希望把文学这门不可逆向复原的艺术做成可逆向复原的艺术，《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便是帕维奇对于此创作理念的最好实践。

    欲深入帕维奇，需了解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历史

    米洛拉德·帕维奇在生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然而其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却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1996年年底北大学者张颐武撰文批评作家韩少功《马桥辞典》有抄袭帕维奇《哈扎尔辞典》之嫌，引发了韩少功对张颐武的诉讼官司，这场官司引发了读者对《哈扎尔辞典》的浓厚兴趣。1998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由南山、戴骢、石枕川三位译者合译的全本《哈扎尔辞典》，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的第二本帕维奇作品，叙写了两个塞尔维亚家庭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中的遭遇。两个家庭分别为拿破仑的法国和反拿破仑的奥地利卖命，隐喻今天的塞尔维亚在东西方两种势力之间的选择。在小说中，不管是哪一方，他们都不是为了塞尔维亚的未来在奋斗，而是为了与本民族无关的事情在拼杀。不管是胜利或失败，他们除了承受战争的痛苦外，没有为本民族带来一丝好处。处于众多力量之间的塞尔维亚民族，就这样在别人的战火中被撕扯着。

    在《哈扎尔辞典》出版时，帕维奇的祖国还是南斯拉夫，而到了写《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时，他曾经的祖国已分崩离析，到2009年他去世时已经成了一个塞尔维亚人。曹元勇表示，“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作家的命运也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南斯拉夫当时不分裂的话，帕维奇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了解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历史，是深入帕维奇思想的前提。帕维奇借助写哈扎尔，实际上是暗喻南斯拉夫的命运：南斯拉夫自古以来就是东方和西方交汇之处，后来更在共产主义东方与资本主义西方之间积累了复杂的矛盾。帕维奇通过《哈扎尔辞典》，认为南斯拉夫人是有自己独立品格的民族，不应该为了迎合别人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但其时南斯拉夫尚未解体，帕维奇对于自己的观点做了巧妙的处理，留下了一部充满了暗语与春秋笔法的《哈扎尔辞典》。但到了写作《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时，作为统一国家的南斯拉夫已经解体。塞尔维亚作为帝国剩余的一部分，继续夹在东西方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更加尖锐。于是，小说的主角也不再是消失的民族，而直接成了塞尔维亚人。

    如何正确打开塔罗牌式小说

    和1990年代很多人一样，曹元勇结识帕维奇也是因为“马桥事件”。“当时我在前往广州的火车上看《哈扎尔辞典》，完全被其中所写的迷幻世界所吸引，里面所描写的比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还有魅力。追梦人和捕梦人的形象令我着迷，这些东西会浸入我们的内心。我想象我在卧铺车厢里做了一个梦，能够钻进每一个人的梦里，也许会有奇遇。”

    “在翻译《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时，我主要依据英文版、法语版以及塞尔维亚语版本。作为译者，我坚持尽量使用原文对应的词语和结构。遇到理解不了的地方，就参考法语版的表述。但如果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只有查阅《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汉语词典》。而帕维奇是一个特别善于利用塞尔维亚民间表述法的作家，包括一系列俗语、格言以及民间故事。他不会直接引用这些民间表述，而是有变形，如同卡尔维诺一样变幻出自己的特色。此时，仅仅比较不同版本或者查阅辞典都不够用，我只能向帕维奇夫人请教。而帕维奇本人一直以来对翻译有这样一个观点，倘若实在不行，就按照字面直译，让读者去想它是什么意思。不能融会贯通的地方运用直译，可能损失掉的东西就越少，意译只能是翻译者妄加的意思。”

    2013年译文出版社把帕维奇的版权买下后，曹元勇首先选择的就是翻译这本塔罗牌小说，“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塔罗牌是干什么的，对此我非常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