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颇有气魄地推出八本一套的法国诗歌译丛，所选书目都颇为独到而精湛，其中尤其引起我的兴趣的是两本散文诗——蓬热的《采取事物的立场》和谢阁兰的《碑》。《采取事物的立场》是一本比想象的还要单薄的诗集，整本诗集加上序言和蓬热生平和创作年表也只有112页，而这112页还包括蓬热的处女诗集《短作十二篇》和另一本诗集《散文/诗》中节选的六首诗作，核心部分《采取事物的立场》其实只有59页，32首诗。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出版方觉得《采取事物的立场》太薄了，才又让译者翻译了另外的作品，好歹把这本诗集撑到100页以上。也就是说，纯粹的《采取事物的立场》是一本比中文版的小册子更小更薄的诗集，正好和蓬热所追求的轻逸相合拍。

    正如书名，整本小册子都专注于对“事物”的描摹，而且这事物还是极为寻常的，任何有可能方便地引起联想和众所周知的象征意旨的事物都被自觉地屏蔽，在蓬热之前有哪位作家会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诸如黑莓、木条箱、橙子、一支燃烧的香烟、一块普通的面包、甚至于蜗牛、贝壳、卵石等物件上呢？当然面包问题是会引起许多作家广泛的焦虑和激情，可是他们多半是关注面包所指代的饥饿问题，以及由此所折射出的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而在蓬热笔下他所关心的面包是作为具体的物的面包，而不是作为抽象概念的面包，整本小册子中，蓬热都极为谨慎地将自己的笔触控制在他所描述的事物表层。

    这种对于物的痴迷，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比如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作家就试图建立一种以物为基础的“非人格化”写作，以绝对中立、冷静、客观的方式描述世界，可是《采取事物的立场》的写作时间是上世纪20年代后期，正式出版是1939年了，都远在新小说之前，有论者就细致考证过蓬热的观念对新小说有直接的影响，鉴于新小说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于蓬热的重视也就顺理成章了。进一步说，蓬热在20世纪上叶采取这种极端革命性的写法也绝非偶然，我们知道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以意象派运动为先锋的，第一本意象派诗选及其表明主张的宣言是1915年出版的，意象派的出现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学背景。西方数个世纪的抽象思辨传统在创造了灿烂的西方文明范式的同时，也逐渐钻入死胡同，作家们和学者往往深陷抽象空洞的概念难以自拔，所产生的学术观点和文学作品脱不掉陈词滥调的左右，当时一些敏锐的学者作家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深感厌倦，尼采、斯宾格勒的出现则是这种厌倦的最突出的例证。同时东方式的以物观物式的优雅诗风对于西方诗人来说犹如一股清风。人们逐渐认识到抽象思辨其实反衬出人本身的巨大局限，而对于物的尊重则是人们对于事物深层观察的前提，并且微妙地符合通常的伦理要求，如此某种深刻和外在的表面达成令人惊讶的和谐——— 也就是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意象派诗人早在20世纪初即明确提出了“直接处理事物的主张”，同时亦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庞德语)。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我感觉蓬热日后强调对物的观察的观念来自于意象派，因为蓬热早在1922年已经是法国最重要的伽利玛出版社制书处的秘书，这说明他当时已经处于法国文学信息的中心，对于十几年前邻国重要的诗潮不可能不了解，当然和意象派最直接的因果联系还是显示在蓬热的那些颇具意象派诗歌意味的散文诗里。

    和《采取事物的立场》一样，《碑》是一部极为讲究和完整——如果完美这个词已经被用烂的话——的诗集。谢阁兰作为汉学家的成就和声誉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都远在作为诗人的谢阁兰之上。1909年至1917年间谢阁兰先后三度来中国，寓居中国时间共约七年，他写出了多部有关中国古代陵墓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学术论著，其考古成就至今为行家称道。而《碑》某种意义上是谢阁兰学术成就的“副产品”。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对中国的碑文产生很大兴趣，并且立刻尝试以中国碑为“模子”创作诗篇。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提到过：“在我看来，碑的形式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即一篇短小的文字，它由一个长方形的框子包围着，面对面地呈现给读者。”显然，首先引起谢阁兰注意的是中国碑及其碑文的外在形式，碑文通常要刻在一面碑壁上，因为所刻字迹较大，碑文多半较短，在有限的篇幅里总结墓主的一生，因而这些碑文是极具概括性和跳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