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谢阁兰诗的动机不好启齿，有些台下看戏的成分在里面，要看这法国“和尚”怎么来念中国经。这一册取名《碑》的诗集虽是法语写就，灵感却都承露于中国典籍，如《诗经》、《礼记》、《左传》及历代史书等，仅是列出参考书目，我们的国学爱好者都难免如履薄冰，言不及义，何况一个欧陆诗人呢！或者，他会作出些许意料之外的发挥，能观我们所未观。另外，谢阁兰赴华的时间是在辛亥革命前夜，最终告别返乡则是在1917年，一定近距离见识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质疑与决绝中的岌峨态势，他将作何感想呢？我一丁点都没有想到欣赏诗艺，对诗人来说，这不啻是一种亵渎。我所想到的，大概也是大家都急于了解的，就以谈诗外的东西为主吧。

    在我来看，谢阁兰诗集《碑》与鲁迅的《故事新编》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可比性，都是挑选寻常人家门前一个杨槐树枝儿（或家喻户晓的神怪故事，或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甚或紫禁城、明十三陵等知名景点），再以想象力为唾液，衔泥结草，筑起一个个奇异的语言的巢，它们独立于母体，我行我素，甚至意图颠覆其母体，这在鲁迅《奔月》中尤其显著。谢阁兰凌厉不如鲁迅，却更加多义，倾向于西方式的思辨。《迷失日常的方向》是诗人和克洛代尔游园后的即兴作，没有刘姥姥般又惊又喜，也没有似画家拘泥景致，在偌大园林中的方向迷失的感官体验径自引他进入内心世界。“一切都混淆了，从爱情的东方到英雄的西方，从面向君王的南方到过分友好的北方——为了抵达另一个方向，第五个方向，中心和中央去”显然，他又走上了认知自我的老路。或许，正如他在德彪西的书函中所说：“我来到这里寻找的不是欧洲，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幻象。”或许，诗歌于他只是与自我相聚的“阴阳界”。

    据说，西安碑林激发了谢阁兰的诗兴，从此开启了他的诗歌创作生涯，且赋予其诗歌别具一格的“碑的形式”，彼时正处多事之秋的古老中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诗歌题材与基调。全书共分六个章节，分别以“曲直”、“中”和四个地理方位来命名，其中“西面之碑”诗风激越浩荡，国事之濡染可见端倪，《血书》取材自安史之乱中率军民坚守睢阳城的节度使张巡的故事，“我们再不能张弓，再不能骂贼，只能咬响牙齿，渴望咬死他们”，“但他不用为我们招魂：我们甘愿变成最凶的恶鬼：仍然渴望咬死并吞掉这些家伙！”这首诗的情节、情绪与鲁迅《铸剑》如出一辙，“眉间尺的头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死劲咬住……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值得注意的是，《碑》于1912和1914年在北京出版再版，鲁迅《铸剑》出版于1936年。鲁迅读过谢阁兰的诗作，也未可知。若先生真有机会读谢氏，《向理性致敬》、《摩尼教徒》等若干诗篇也必是他所喜闻乐见的。

    现在，重提谢阁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无疑是添蛇之足了，大抵是借以与自我与时代进行对话。说个题外话，前些日子，季羡林老先生驾鹤仙去，近年本就热腾腾的“国学热”随之火气更盛，谈“国学”俨然成了一股时尚。《西游记》五十九回，孙行者自铁扇公主处扛回假扇子，“径至火边，尽力一扇，那山上火光烘烘腾起，再一扇，更着百倍，又一扇，那火足有千丈之高……行者急回，已将两股毫毛烧净。”铁扇是假的，却烧出了一个光腚的悟空，所谓的“国学”，未尝不会闹出更出格的笑话。谢阁兰的诗歌兴许算个牧童，可以遥遥地指给我们靠近真实国学“杏花村”的某个大体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