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维克多·谢阁兰构思《出征》时，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或已完成，或已着手创作。一个读者，若是读过《太古者》、《两个兰波》、《异域情调论》、《享乐主》，连同《想象》集中那些小说，以及《大河》、《碑》、《画》与《颂》，《天子》与《勒内·莱斯》，或者谢阁兰的旅行日记，或者他的论文《伟大的雕塑》，或者像《西藏》这样一部虽在1917年的旅行中诞生、可却萌芽于此前历次旅行的作品，那么，这位读者就不会把《出征》当作谢阁兰作家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而是将其视作这个生涯的一大总汇，概括着、反映着它的全历程。这不仅是因为在《出征》的本文同谢阁兰其他作品之间，存在着许多主题上的回响；而且因为谢阁兰在这本书里，回到他的作家兼旅行者这一双重活动上头，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探究词语的能力、想象的威权、认识的限度、存在的基础，探究十年间不断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滋养他文学创作的所有问题。而这样探究的同时，他也就反映出他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景，反映出贯穿这风景的重重疑问，以及正在那里酝酿着的各种变易。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构成《出征》一大脉络的互文参照系统上。以“真国之旅”的形式，《出征》呈现给我们的，也是一次穿越文学的旅行，而其间又加上了一场对诗艺的阐发。
    《路条》中有一部分叫“真国之旅”，是从1914年5月3日开始写的。在这个部分里，谢阁兰抛下考古学家的种种烦忧，专心制订起他的文学写作计划来。“真国之旅”的开头一段，为《出征》草定出这样的提纲：
    Ⅰ.出发之前。我在想象中统治。
    Ⅱ.出发。三个月间猛地浸入使人窒息的真实。——窒息着想象。
    Ⅲ.而后，渐渐地，虚设回归[……]。
过了几行，谢阁兰又粗略地勾画出另一个提纲：同前一个提纲一样，它也计划先写真实在旅行一开始时就控制了“我”(“一旦向着真实进发，我就猛地被它攫住，除了它什么都再也感觉不到。”)，而后写想象的反败为胜(“渐渐地，非常微妙地，一阵拍击声发自想象的后院”)。旅行的这两个时段，确实在《出征》中复现出来，并引领着读者：我们读到作者起先如何假装归顺与想象针锋相对的现实，然后又如何将摹仿性的文学斥为骗局，如何展示了想象富于创造力的权能。从这一点来看，《出征》似乎很可以视作谢阁兰一贯的美学信念的申明，而这一美学信念也是后马拉美一代的许多作家共同奉有的。不过，应该赋予这两个时段以什么样的继续和了结，这却颇令谢阁兰踌躇了一番：第一个提纲这样预计道：“真实同想象和谐地错织在一起，或者猛烈地对抗着……”；第二个提纲的说法更斩决些：“在一段时间后：拉锯战。而后想象获胜，击败对真实的‘回忆’和‘乡愁’”(卷Ⅰ，第1159页)。这种犹豫不决——在《出征》的本文里它被扫出视野，因为作者最后拒绝在争执的两极问做抉择——使我们不禁发问：谢阁兰在拟下这些提纲时，是否还感到囚囿于一种修辞学，虽然旅行的具体经验正在摇撼这修辞学，正在使他看到一线和解写作与世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