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给上海人带来“奇装异服” 

　　“现在的香港电影没有老早（以前）好看！”四十来岁以上的上海人常常会对追看成龙、刘德华电影的小辈作如此判词。他们心目中“最好看”的香港电影，指的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凤凰等拍的一些片子。凡是从那个年头活过来的上海人，没几个不知道石慧、傅奇、陈娟娟、夏梦……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不只是香港电影明星，而且代表了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的中国早把“美帝国主义”的电影完全摒推于国门之外，西欧和日本的电影一年之中偶尔进口一两部，放得最多的外国电影是“老大哥”苏联的电影，但自六十年代中苏闹翻脸，苏联的东西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于是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几个“小兄弟”的电影可以放映。另外就是上面讲到的那些香港电影了。虽然出自左派公司，但与内地政治挂帅、强调为工农兵服务的电影毕竟不同，对上海人，尤其是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少年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一天校长和班主任大发其火，原来班上有同学逃课通宵排队购买新上映的香港电影门票，其他班级也有。学校专门派人到电影院门口把他们拉回来。一些厂里的“青工”也调休或请病假去买票。一些香港片赚人热泪，另一些则叫人大开眼界，影迷争相模仿剧中人物的打扮。上海滩理发店的老师傅一定不会忘记，有一年，成群少女到店里指定要做夏梦在《新婚第一夜》里的那种头发。

　　那时的风气已经愈来愈左，有人看到街上的青少年模仿香港影星打扮，就浑身不舒服起来，于是把夏梦头、飞机头、小裤脚管、尖头皮鞋……一概称作“奇装异服”，并在报刊上组织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中国青少年的“和平演变”，经常看香港电影很可能成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题目。但每次放香港电影仍然吸引成千上万观众，直到“文北大革命”来临。 

　　实际上，没到“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上海就已停止放映香港电影。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港式“奇装异服”立即成为革命的对象。有几天上海街头到处可见红卫兵手拿剪刀强行剪去路人的“小裤脚管”，或见有人手提“尖头皮鞋”赤脚逃回家中。南京路上的理发店、皮鞋店、西服店都被贴满大字报、大标语，糊了一层又一层。 

　　“文革”之灾也祸延香港。第二年“反英抗暴”高潮时石慧、傅奇夫妇被港英驱逐出港，在罗湖桥当中静坐抗议，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但长城、凤凰等左派电影公司却因“极左”路线而气息奄奄，邵氏趁势而起。 

　　等到“文革”结束，香港电影重又在上海放映，那班老影星已所剩无几。但年岁大一些的上海人对他们仍是念念不忘；这不是一般的偶像崇拜，而是一种美好的回忆，记起严寒中的一丝温暖。难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前后上海一家电影院举办“香港电影回顾展”，竟会有那么多人赶去观看；有的片子更一再加场，前后共放了一百五十多场，票房收入把成龙的《红番区》都压了下去。 

　　老上海对香港老片如此着迷，也带动了一班青年。他们要看看究竟为什么阿爹阿妈会如此倾倒。一看之后，他们也感到确实不错，于是一部部看下去，有人一连看了七八部之多。还有一些上海人是来“补课”、“还债”的。三十多年前上海放映那些香港片时他们年岁尚小，家长、老师不让看，心中却一直遗憾着，没想到今天有了一偿夙愿的机会，真是历史作弄人。 

　　废品回收站不要香港报纸 

　　当年上海的中学生中，本人可算是对香港最有概念的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近十年中，父亲把每天的香港报纸寄回上海，当然只能是《大公报》，一段时期还有《新晚报》和《周末报》。那时香港报纸售价大概是每份５仙，平邮到上海每份也是5仙，每星期寄一次，就是不小的一捆，邮递员送上门挺辛苦的。 

　　五六十年代的《大公报》每天就两叠，新闻加副刊。香港的报纸，内容比上海的报纸要丰富许多倍。像美国女星嫁到赌国摩纳哥做王后一类的事情，根本登不上内地报纸的版面，在《大公报》上则看得到，至今还留有淡淡的印象，只是永远搞不清那位王后叫嘉丽斯姬莉还是姬莉斯嘉丽，颇有点失敬。三十年后她因车祸去世，上海报刊炒得极热，还说可能是谋杀案，可见时代不同了。 

　　天天看香港报纸，主要看天下大事，顺带也翻翻香港本地新闻。记得最清楚的，是常常见到香港人排长龙在水喉（编者注：即“水龙头”。此处是指香港当年街头供水站）前等水的惨状，这也是令我视香港为畏途的一个原因。另外，每天都有打打杀杀的事情，其中又必会夹着旺角、油麻地、太子、铜锣湾之类稀奇古怪的地名，给人一种神秘感。而像“架步”、“差佬”等名词，有些还猜得出来，有些比外国话更难，想查都找不到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