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有了香港报纸，开始只是自己看，后来有的亲友、同学知道了，也登门借阅，每次都叠得齐齐整整地送回来。但这毕竟是“舶来品”，不是很熟的人不会借出，以免生出麻烦。在那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有海外关系就可能遭到无妄之灾，要向小学文化水平的派出所警察或居民委员会干部解释清楚《大公报》是“自己人办的报纸”，恐怕难度极高。 

　　没想到后来还是碰到一些麻烦。那时内地经济落后，收购废品的工作倒做得不错，上海每个居民区都设有废品回收站。这主要不是环保，而是因为物资缺乏，可用之物尽量再用。上海本地报纸每天一大张纸四个版，薄得不能再薄。但无论是机关、工厂还是家庭，都会把看过的旧报纸存起来，一两个月下来扎成一捆送到废品回收站卖钱。大报（如《解放日报》）和小报（如《新民晚报》）还必须分开，分别称分量。记得大报每市斤可卖人民币八分钱，小报五分钱。每次换个一元几角的，也可以抵充一两天的家用，或者给孩子当零花钱。 

　　与上海当地报纸相比，《大公报》每天两叠，纸质又好，神气多了，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大堆，送去废品站可卖不少钱。但有一天却碰了壁，说是上级不准收购香港报纸。原来这些旧报纸回收后主要作包装之用，如粘成纸袋给食品店装东西，不收香港报纸或许是害怕它们再作流传。 

　　不能当旧报纸回收，当废纸贱卖又于心不甘，一位小学时的同学、中学时的老友想到了街头的地摊。六十年代的内地经济几乎崩溃，政府为了让老百姓活下去，又允许一些人做小生意谋生，上海街头出现不少摊贩，有的专门收购、出售旧书旧刊。我们拿着一捆《大公报》在小街上找到一个摆地摊的，问他收不收。他一看喜出望外，居然有人把难得一见的香港报纸送上门来；我们也喜出望外，他居然出价每份人民币一角。按当时的汇率（港币一元换人民币四角二分几）计算，一角人民币比报价加上邮费还多。 

　　如果当时有做生意的头脑，这应是一条不错的生财之道，但我们想都没想过，只是过一段时间就把旧《大公报》送去那个地摊，换几元钱买书、看电影。后来，街头摊贩又不见了；再不久，《大公报》也不准寄进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移居香港时，已经四十出头，居然还能一切从头开始，可见那块地方的确有点特别。八十年代末刚到香港时，第一感觉是“晕”，白天中环的高楼、晚上弥敦道的灯光都会让我发晕。最叫我感叹的是北角住处楼下那间小小的“惠康”超市，里面货品的种类比当时上海南京路的“第一食品公司”还要齐全，“什么时侯上海也会有这样的超市呢？”这是我到香港第一天脑子里冒出的问题。 

　　另外一种特别的感觉，来自香港政府的“人民入境事务处”。那天去办理身份证，一个会讲普通话的戴眼镜小老头专门对我作了一番询问，详细了解我在上海的工作单位“社科院”究竞是什么样的机构，下面有多少个研究所研究些什么。我所知有限，心想，早知如此，就带一本介绍手册送他了。后来有朋友说，这个小老头一定是“政治部”的，直属伦敦军情六处，专门在香港收集中国情报。但一个连上海社科院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老先生，也会是“007”的同行吗？我怀疑。 

　　那时像我那样来目中国内地的“新移民”，一般来说是低人一头的。最起码的，你本来的学历学位和专业资格全都不作数了。内地的医生、教授来到香港后改行当看护、看更〔看门）的，并非奇事。而许多香港人对中国一脸看不起，对内地来的“新移民”种种歧视，正是他们最丑陋的地方，但这也恰恰是回归十年以来香港社会改变最大的地方。我的一些文字，大致上写出了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 

　　今天的我早已是香港永久居民了，有了这个身份，我可以随时出发到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但对于香港社会，我更多地还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作观察，看着它如何走出回归前的彷徨，也看着它如何经受回归后的调适。只要香港仍然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我还是会继续观察下去。至于香港的未来前景，我相信的是：只要中国未来会更好，香港也一定会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