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会与历史译丛”，从2001年开始出版，基本按照“优生优育”的原则，至今5年有余才推出12种，却在大学的专业参考书目里频频出现。但是，这套书的读者绝不限于专业人士，恰恰相反，其中诸如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读者一不小心就会欲罢不能，仿佛被书中的巫术催眠，突然降落到一群欧洲学者身边，看着他们在壁炉边举办“故事会”。

　　“社会”是个大词，三教九流无不囊括；“历史”也是个大词，三皇五帝全伙在此——“社会与历史”这个词语组合看起来似乎大而无当，却透露出这么一个信息：长期以来，社会不在历史的视野范围之内。梁启超曾把二十四史称作“家谱”，此言非虚，历史的主角从来都是三皇五帝，而非三教九流。即使引车卖浆者、鸡鸣狗盗之徒得以登堂入室，那也因为他们是金枝玉叶们的附庸。欧洲的历史虽然没有简化为“家谱”，却也很少会把“菜谱”之类的日常生活纳入进来。

　　在我看来，“社会与历史译丛”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新社会文化史”(除此之外，还有“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说法，有的学者把它们视为一种理念的不同表达，有的学者把它们视为完全不同的三种理念，这里不对它们进行区分)集中引入大陆。“新社会文化史”之“新”，不在于把“从上向下”变成“从下向上”，而在于它发现“上／下”的结构不是天生如此，而是人工制造。如果说过去的社会文化史主要是将“菜谱”纳入研究范围，新社会文化史则是试图发现“家谱”和“菜谱”的产生过程。伯克《制作路易十四》(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就指出后人眼中熠熠闪光的太阳王绝非“天生丽质”，它经过重重描绘、雕刻、裁剪和书写，是由当时的画家、雕刻家、裁缝、诗人等集体生产的“形象”。

　　在整套书中，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堪称“理论纲领”，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堪称“实践纲领”。伯克以拉迪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和金斯伯格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为例，介绍了社会显微镜下的历史研究。厚厚的《蒙塔尤》描述的只是中世纪时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山村和几百个村民，却折射出14世纪法国的风俗文化；《奶酪与蛆虫》则是通过宗教审判团对一个磨坊主的审判，折射出16世纪意大利的精神生活。拉迪里表示自己贴近观察基本细胞，或者说是观察构成该村庄大分子的原子。伯克的“社会显微镜说”与拉迪里的“细胞说”正好组合在一起，证明了微观历史学并非“高射炮打蚊子”式的小题大做，或者说它证明了小题完全可以大做。《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听起来像是一本让人昏昏欲睡的书，但它以具体的事例说明如何用社会显微镜观看历史细胞，这一点从目录即能看出，诸如“一种概念：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4－17世纪)”、“扎绳：魔法阉割”、“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简单的技术与乡间传说”、“凡尔赛一瞥：1709年路易十四的宫廷”等等。

　　从出版的时间顺序上说，译丛的最初几本虽然在学术价值上不容置疑(这并非说它们的学术观点不容置疑)，但定位却显得有些凌乱。佩里·安德森的姊妹篇《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对各种社会形态的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有着独到的研究，与“社会”有关也与“历史”有关，可是如果以此作为定位出版这样一套广义的“社会与历史译丛”，在目前不可胜数的学术文丛中几乎很难凸现出它的特色。相比之下，佩里·安德森的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5年)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更适合收入本套丛书，但先后被纳入了该社的“东方编译译丛”、“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丛书封面的底色由白色改为粉红色之后，定位逐渐清晰起来。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伯克、金斯伯格等著作，还有查尔斯·霍斯·哈斯金斯的《12世纪文艺复兴》、约翰·斯梅尔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等，虽然在研究方法上未必是“新社会文化史”的路数，却都将社会、文化和历史编织在一起，而非割裂开来，或者把它们视为金字塔的不同层级。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套书叫做“社会、文化和历史译丛”恐怕更为妥当，可以既收入“新社会文化史”的著作，也收入一些被遗忘的社会文化史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