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着衣食无忧的平安生活的中等阶层(小康之家)，一直被看作是社会结构中最为稳定的因素，因此，也必然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和保障。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等阶层作为一个阶级的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文化形态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心。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文化成为西方史学界及社会学界和文化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如彼德·厄尔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1660－1730年伦敦的商务、社会和家庭生活》(1989)、玛格丽特·R·亨特《中等阶层:1680－1780年英国的商业、性别和家庭》(1996)、彼德·盖伊五卷本的《布尔乔亚的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1984－1998)以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2001，梁永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等，这些著作向我们勾勒了16－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定型的历史演变轨迹。

    中产阶级的文化形态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中产阶级文化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大都会的中产阶级与小城镇的中产阶级文化不同，譬如伦敦的中产阶级与曼彻斯特、伯明翰以及其他小城镇的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中产阶级文化的研究者常常以一个特定的地方为考察对象，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教授约翰·斯梅尔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1660－1780年的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陈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运用地方史的视角，以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约克郡西区的哈利法克斯教区为主要研究对象，来考察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及其形态。

    关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历史及成员构成，斯梅尔认为，中产阶级是从16、17世纪的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的、内部具有很大分歧的一个阶级。17世纪，中等阶层指的是英国前工业社会的下列成员:呢绒工匠、小工场主、专业百货店主、农夫以及所有处于中等地位的人们，他们既非有钱有势者，也非最卑微和最低下的阶层。18世纪，各种各样以商业为背景的大小商人、工厂主、专业服务人员(医生、律师、经纪人等等)组成的公众群体人数越来越众多。在19世纪，机器制造业和大规模的商业金融活动的出现，靠传统手工养活自己并获得独立性的人，沦入下层社会，独立工匠的无产阶级化正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新的工厂主、新型企业家、地区商人和专业人士，乃至卷入国际贸易的大商人和大百货商店的经理人数增加。这些中产阶级逐步依靠其经济、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即通过构建公共领域、社团，参加争论和议会政治等等方式拥有并控制着一个城市。哈利法克斯的中产阶级们自愿组织的各种团体，如重建教堂、建设收费公路、建立图书馆、改善其他交通手段的自愿团体等等，这些团体吸引了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同时，这些团体又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文化认同。

    在斯梅尔看来，阶级认同感是阶级意识和阶级文化形成的标志。一个阶级的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也不仅是由经济实际所体现的，而且还有其特有的文化认同。他们对于自己和社会的评价，在政治生活、生产活动、商业贸易、宗教生活、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日常生活、消费、住房、娱乐、嗜好、欲望、活动空间、性别观念、社团组织、社交等等方面区别于其他阶层如上流社会——贵族士绅、僧侣——和穷苦人构成的下层社会。斯梅尔认为，18世纪中产阶级强烈地意识到与工人阶级的差别，“这种差别暗示了18世纪的社会分化过程。”在阶级认同中，共同的阶级经历是必要的条件，共同经历导致中产阶级认同。哈利法克斯教区中产阶级的共同经历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叶已经形成，这标志着一套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经济实践，包括经营业务、理解资本、处理自己与工人的关系，一系列新的嗜好和欲望，即一种新的文化的形成。斯梅尔通过哈利法克斯教区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公共生活与家庭私人空间的分析，界定了早期中产阶级文化形态的某些方面。如，在与乡绅的关系中，地方性的中产阶级表现为尊敬乡绅、渴望成为乡绅，在服从乡绅的同时也独立于乡绅。中产阶级内部信奉平等主义的原则，因此具有包容性，特别是在缺乏强大的地方绅士势力的城市，允许外来人口流动和经济独立，赞同下层社会通过勤劳工作走向上层；在商业活动中，亲属关系受到重视，亲属合伙从事商业十分普遍。受宗教的影响，他们认为不义之财会得到惩罚，把破产、失利看作上帝的惩罚。对于股票投机不信任，他们信奉工作的福音，强调劳动。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是儿子自立，女儿婚姻美满，妻子不工作，把妇女排除于生产过程之外，使其成为豪华府邸的主人，是在物质条件上区分中产阶级精英与下层工匠的主要标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是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