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出版，无疑使阶级和阶级形成的历史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意义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社会史或经济史的几乎所有方面来说始终都是巨大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该书创建的领域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些史家终于开始谈论中产阶级形成的问题，这是一个汤普森奇怪地避而不谈的问题。然而，这样做需要对其著作的主旨进行重大变更，因为在他的论述以及由此产生的该书大量篇幅里，中产阶级几乎成了一幅讽刺漫画，成了一个因生产手段的关系而如此这般行事的阶级。简言之，汤普森在改变我们对工人阶级思考的同时，却长期保留了中产阶级的旧画面。我觉得，汤普森等人采用的是一种二维空间的中产阶级(a twodimensional middle class)，因为正如近期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一部复杂的、并且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历史。考虑到一个明显的问题：中产阶级认同感的产生必然与工人阶级的情况不同，它不仅仅与一个集团有关，而是与两个集团——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有关系。这种双重关系提醒人们，任何打算撰写《英国工入阶级的形成》姐妹卷的人都将面临一项并非容易完成的工作。
    然而，该领域其他方面的变化向人们暗示，这样一卷著作最终不太可能产生，因为受后结构主义鼓舞的历史9家们开始对汤普森的核心概念“阶级 ”发起了挑战。他们认为，阶级的概念，更无需说它的历史实体，不再是史家值得关注的目标。尽管本书是一本关于阶级的著作，但我却对后结构主义理论提出的种种问题表示理解。这种紧张状态造成了一些使人进退两难的困境，但是眼下我所接触的证据始终未能在学术上产生非此即彼的满意答案。在我看来，一方面，一种抽象性悄悄渗入了哪怕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之中——这种分析不愿意或不能够从多重意义的角度看待社会及其话语或文化；另一方面，大多数后结构主义的论述在解释工业革命期间发生的重大社会和经济变迁时则缺乏理论深度。随后我将会说明，18世纪中叶的哈利法克斯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而对于解释这些变化而言，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进行这种解释，我建构了一种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acultural theory of class formation)。这是有关阶级的理论，这里所说的阶级是汤普森意义上的具有社会认同感(social identity)的阶级，而社会认同感产生于共同的社会经济经历(comnlon socioeconomic experience)；不过，这种理论吸收了文化理论中许多深刻的见解，甚至从根本上超越了汤普森著作中比较成熟的阶级观。或许，这种在持续论战中实行休战的尝试，会使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队伍双方都感到失望，但我仍强烈希望读者保持开放心态。虽然论战十分激烈，但是双方大体同意，物质实体(material realitv)和语言／文化(1anguage／culture)均应纳入历史分析之中。问题是，这些争论在范围上常常越过了形成这种综合所及的重点和概念性术语。
    最后，我认为，社会经济实体(socioeconomic reality)与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关系是一种处于半自主状态的关系(semiatonomousrelationship)，两者本身都不能对历史变迁提供恰当的解释。分析者的任务是提供一个能包含这一假设在内的理论构架。人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后结构主义理论向中间立场伸展，但我打算以一种包含修正的文化分析在内的理论折衷入手，这一分析是靠实践理论得出的。这种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促使我们去探究：经历在哪些方面构成了对人们自身有利的世界，以及这种构成的世界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个人的行为——这些个人行为接着又构成了他们经历的实际。
    本人在此书写作过程中受益甚多，以至于下列名单免不了有所省略，对此深表歉意。这些助益之所以不胜枚举，部分原因在于提供研究资助机构的慷慨大度。它们包括斯坦福大学、富布莱特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马贝勒·麦克劳德纪念基金、惠廷基金会，以及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蒂)基金会。我同样感谢哈利法克斯文物学会荣誉秘书约翰·哈格里夫斯准许我复制该学会馆藏的两份幻灯片。部分观点已经以《哈利法克斯的斯坦斯菲尔德家族：一项中产阶级形成的个案研究》(《英格兰》第24卷，l992)和《制造商还是工匠?》(《社会史杂志》第25卷，1992)的论文形式发表，尽管这两篇文章与本书内容仅稍许有些类似。
    我从哈利法克斯中心图书馆考尔德戴尔档案部和约克的博斯威克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大量个人的、但恰恰是重要的帮助。我几乎无法找到比这两地更适宜和更有益的研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