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个经济体处于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个经济体在这类产业上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经济体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前提。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产业都符合它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结构是最优的、最有竞争力的结构。

    一个经济体只有到了资本相对非常丰富的阶段，在生产过程中每个劳动可以运用很多资本，才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才能很高。

    所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收入水平，中间目标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措施则是加速资本积累。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只有加快资本积累，才能使资本更快地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使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收入水平的提升依赖于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产业结构的提升则依赖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能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不能升级，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就不能提高，就会跌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必须不断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让每个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资本。要快速增加每个劳动者可以使用的资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个时点上都发展同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进而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发挥得越充分，竞争力越强，投资回报率越高，经济剩余越多，积累意愿越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升级就越快。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越快，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越快，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也要越快。借助于这个逻辑，就把发展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论述清楚了。

    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就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特定时点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使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会选择能多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少用相对昂贵要素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中才能形成，所以，有效的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制度前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是由先行企业推动的，先行企业家进入新产业要承担很多风险，如果失败了，说明这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其他企业不会进入，但先行企业要承担失败的所有成本；如果成功了，证明这个产业是该经济体新的比较优势，其他企业就会跟进产生竞争，先行企业不能有垄断利润。                 

    由于先行企业要承担很大的失败的风险，却很难得到成功时的垄断利润，为了鼓励企业家成为先行者，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激励。同时，先行企业是否成功除了进入的产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动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外，还决定于各种软硬基础设施是否随着产业的升级，资金、市场规模和风险的扩大做出相应的完善，这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超乎任何单个企业的能力，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也需要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决策来改善软硬基础设施，或利用其可动用的有限资源来提供相应的完善。所以，有为的政府同样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前提。
在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有限，每个新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是完全一样，政府无力为所有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以产业政策来为先行者提供必要的激励，并为这些产业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应该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原因在于根据结构主义所制定的产业政策试图去发展超越发展阶段、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于是在80年代以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流经济学界形成了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的共识。

    然而，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即使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家仍有可能没有成为先行者的积极性，或是，即使有了先行者，也会因为缺乏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而失败。
例如智利，市场化的改革很彻底，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指标”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华盛顿共识改革后30年没有任何新产业出现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少数发展成功的国家的政府都发挥了有为的作用，以产业政策来协助企业，因势利导新的产业的升级。所以，不宜以绝大多数国家政府过去的产业政策的失败为理由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作用的必要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有效的产业政策除了对先行企业提供必要的激励外，应该根据新产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改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等来降低交易费用，以帮助经济体中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