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经过近三代人的多方努力，仍然一直陷在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种状态表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的作用还很有限，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战以来少数几个发展和转型成功的经济体，并没有按照主流的发展和转型理论来制定政策。其中，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以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为切入点，发展中小企业，靠出口赚取外汇，积累资本，一步一步地实现产业升级，而先后成长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这种成功是无法用当时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推行改革开放，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稳定与快速发展的中国、越南、柬埔寨和毛里求斯等，推行的则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这些在发展和转型上获得成功的经济体的共同点是，一方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既不像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政府而忽视市场的作用，也不像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

    如何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总结这些经验，对出口导向、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这些因素的作用，以及成功和问题并存的经验做出解释，显然是有志于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应尽的责任，也是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我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们开始探索，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认为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内生决定于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小步快跑，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佳途径。

    以及在过去赶超战略的失误，造成发展路径偏离最佳路径的转型过程中，双轨渐进的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有利于在转轨过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成绩，转轨的最终完成，则有赖于赶超战略向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的体制机制的回归。这一框架在我其后的一系列的研究和著作中逐步完善成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我们的研究是遵循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的，也就是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入手，不是从《国富论》所倡导的观点，即分工为切入点来研究，经济快速增长的现象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

    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18世纪以前西欧国家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5%，人均收入需要1400年的时间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到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降至35年。

    上述增长加速的现象是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因为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不断加速，主要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前提则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速度的不断加快。

    由此带来的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对降低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的改进提出了要求，这是让现代生产得以进行和将产品销售到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的必要条件。而交易范围的扩大，则导致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不断增多，于是合同和法律就变得很重要。
同时，为了满足产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提高所需的资本，金融体系也必须不断提高其动员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同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完善，上述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各种金融、金融等制度安排）的改善能降低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因此，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技术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按照经济学分类方法，用现代的、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应该称之为“结构经济学”。将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则是因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称其为“新结构经济学”，便于同结构主义相区分。这样的做法在现代经济学里也有先例。

    道格拉斯·诺斯在1960年代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将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以便同20世纪初期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制度学派”区分开。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它在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对于特定的经济体，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结构是给定的，不同时期的要素禀赋及结构又是可变化的。

    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就是该经济体在特定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相对高昂，所以，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它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