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们开始构思、写作这本书时，中国正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推动下开始新一轮改革，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连续13年年均9.0%的增长以后，中国经济同时也面临活乱循环、腐败、地区差距扩大、国企改革举步艰难、体制复归等一系列问题。

　　当时，国外经济学界乃至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应该采用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跨越入市场经济体制。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采取的双轨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最糟的转型路径，并且将当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诸种问题作为佐证⑻。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则认为是中国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高，不过是把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结果，不会具有可持续性。

　　正是在针对这些疑问的探讨和辩驳中，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套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分析，特别是对双轨渐进的改革方式不能简单嗤之以鼻。

　　在和国内外经济学界前辈和同行们的争论中，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出发点，以政府的发展战略为分析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分析的微观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框架逐渐形成并丰满起来。

　　我们高兴地发现这个理论框架可以“一以贯之”地解释中国传统体制形成的逻辑和绩效欠佳的原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现象的恶化的机理，并可以较好地勾画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以及中国经验对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意义，整个理论体系具有内部逻辑的自洽，并能较好地解释过去发生的现象和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

　　因此，我们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不揣冒昧地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总结历经五年的研究心得，以就教于经济学界的同行和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各界读者。

　　两种转型路径结果的比较
　　渐进转型：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从微观农户和企业的放权让利，以提高农户和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开始，沿着双轨渐进的方式，一方面给予在改革前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避免了崩溃；另一方面，为鼓励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在转型前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各级政府经由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积极的招商引资，为三资经济克服转型期中国经济在软硬基础设施上的瓶颈限制，为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了因势利导的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增长奇迹，6.8亿人脱贫，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在2010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以PPP计算2014年可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期间还对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近30多年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快速扩张，说明改革以来新成长起来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由此表明，发展中国家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即使处在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下，只要能够从自身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的国情出发，也能靠渐进、双轨的和经济特区等方式创造局部的有利条件使其产业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胜出。

　　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仅带来经济总量快速扩张，和按人均GNI计算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跃迁，而且稳定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逼近。

　　中国学者按照欧美反倾销领域中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测度体系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状况，确定了33项市场化测度指标。测度的结果表明，2002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72.8%，2003年为73.8%，远远超过60%的临界值，中国已经从总体上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从长远看，虽然市场经济发展在不同领域尚不平衡，极个别子因素的市场化程度变化不大，但中国市场化测度的各个子因素和类因素的评分走向是正向的，总体市场化程度趋于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