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重印这本书⑺，又恰逢其出版20周年，我们以此长序回顾这本书20年前的出书背景、出书当时和其后的各种争论、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希望对冀图了解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本质，以及中国转型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的各界人士能有所帮助，并以此推动我国的理论创新，贡献于我国的社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的发展。

    为什么写《中国的奇迹》？
　　我们三人对于这本书所关心的内容的研究，始于1988年下半年。当时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8%和18.5%。

　　面对高通货膨胀，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以行政手段直接砍投资、砍项目来抑制需求。这种措施造成了许多半拉子工程，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甚不理性，但是在1978-1988的10年间中国政府却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年均10.1%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是不理性的，显然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增长绩效，可见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面对高通胀做出那样的选择必然有其道理，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

　　究其原因，主流理论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前提下的，而转型中的国家并不存在完善的市场，在转型经济中微观决策者的行为约束和选择，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中的微观决策者。

　　我们在参与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周期性的“活乱”循环现象是中国经济的痼疾顽症，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则使这种“活乱”循环现象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所以，不抛弃完善市场的前提，并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以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上进行探讨，就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对症下药地提出有效的对策。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安排形成的内因，并逐步拓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主要领域。

　　社会主义革命建国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前的30年，中国一直冀图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世界上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目标。

　　但是，这些现代化的大产业资本很密集，违反了当时中国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非常丰富的基本国情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把那些现代化大产业建立起来，中国采取了在宏观上扭曲各种要素和产品价格，在中观上以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在微观上不给国有工业和集体农业中经营主体人财物产供销自主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同大多数努力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虽然建立了一整套先进的产业，能够在上世纪60年代就试爆原子弹、70年代就卫星上天，但经济发展绩效不佳，人均收入水平长期难于提高，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

　　为了扭转上述局面，我国于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具体的做法是：从着眼于提高农民工人积极性的微观经营机制着手，在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取代农业集体经营、在工业上实行放权让利，将被旧体制压抑的数亿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来，并实行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双轨制，除继续给予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外，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进入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快速增长和资本积累，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前后经济绩效的鲜明对比，加深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认识，而世界性的改革浪潮和成效的鲜明对比，则对提炼中国经济转型经验的普遍意义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两方面的条件，使我们有幸在本书中自成体系地提出了一套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框架，并以此较好地分析和预测了中国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出现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