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199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60美元，仍处于低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02年，中国人均GNI为11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人均GNI1005美元）的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3975美元）的行列。2012年，中国人均GNI为5720美元，如果2020年中国人均GNI能在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2010年翻一番，中国人均GNI有可能超过12476美元，而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韩国、中国台湾之后第三个从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人均GDP的预测同样是相当乐观的。例如，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福格尔预测，204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将高达123.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人口按14.6亿计算，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国人均GDP的80%。

　　但是，在该书出版的当年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分析和预测遭到学界和舆论界的很多质疑，认为我们过于乐观。不仅许多人认为，说“中国的奇迹”为时过早，而且，多数学者看到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存在许多体制的扭曲，中国的转型并未按当时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最优转型路径，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次性的消除各种扭曲，而是采取了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转型。因此，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中国即使能一时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必然要为这种体制的扭曲付出代价，中国经济的崩溃必然不可避免。

　　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一放缓，中国崩溃论就此起彼伏，不过，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二十年却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
　　我们的预测所以准确，是根据对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的本质，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所做的分析取得的。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在国内外市场要有竞争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必须在国际上处于最低水平，这种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所在的产业和所用于生产的技术，必须符合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则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后者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的前沿，其创新和升级都有赖于自己的发明，成本高、风险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都处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前沿的内部，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发优势，可以用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发达国家。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则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大的剩余和最快速的资本积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产业、技术需要随之升级，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不断地为利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创造条件，则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较好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持续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我们认为只要在转型过程中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并按本书的分析中所倡导的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技术创造条件，并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企业克服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以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就有可能按照前述的预测来前进，从而保持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人类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由强至衰、再由衰至强的奇迹。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基本按照这本书所分析的路径进行，增长的绩效也如这本书的预期。

　　鉴于这本书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政府发展战略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把书名定为《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完成，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落实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国几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中国梦”，既是中国执政者和全体居民想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国外人士的好奇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