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记者：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主动开放的？

    熊月之：改革开放伊始，上海处于“后卫”位置。在这种态势下，我们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未雨绸缪，思考浦东开发等长远大计。

    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上海就抓住机会，精心谋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制定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宗旨。这个宗旨将“浦东—上海—中国—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显示出高远的世界眼光与博大的全局胸怀。此后，搭班子，做规划，筑路、造桥、盖楼、招商引资，循序渐进，渐入佳境。

    浦东开发开放一直秉持开放、优质的原则，注重全球视野、顶级标准，是“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比如，上海曾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包括建立“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制度，借用外脑，集思广益；陆家嘴金融区以及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大厦、上海中心大厦、世纪大道、世纪公园等，几乎所有地标的设计均广邀天下贤才参与，并在全球公开招标。

    浦东开发开放一直坚持增强面向国际国内“两个扇面”的集聚和辐射能力。浦东开发的过程就是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经济带、服务全国的过程。浦东在开发之初，便批给兄弟省市和中央部委一些土地，让大家打下在浦东发展的基础。于是，裕安大厦（安徽）、江苏大厦、嘉兴大厦、齐鲁大厦和石油、化工、电信、煤炭等一批省部楼宇拔地而起。广受赞誉的金茂大厦便是当时由国家外经贸部牵头、多家央企出资兴建的，取自经贸的谐音。

既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
也为红色文化增添亮色、底色
    解放日报记者：创新需要冒险，但冒险不等于蛮干。在这个问题上，上海人似乎把握得比较好。

    熊月之：近代上海既有模仿创新，也有自主创新。

    同治、光绪年间，上海便兴建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与机器织布局等现代企业，开始了模仿创新的实践。民国时期，上海民族资本家购买先进机器，聘请懂行技师，不断扩大生产能力，提升产品质量，积极探索自主创新路径。

    举个例子。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餐桌上的味精都被日本“味之素”所占领。为了能让中国人吃上自己的味精，吴蕴初在对日本“味之素”进行化学分析后，研究出廉价成批生产的方法。1923年，他参与创办天厨味精厂，以半机器、半手工方式，生产佛手牌味精，物美价廉，销路日广，先后在美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际博览会上获奖，还获得英、美、法三国政府批准的出口专利保护权。

    在此基础上，他还不断创新，对生产链的上端、下端持续延伸，创办了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四个轻重化学工业企业，一手打造出实力雄厚的天字号企业集团。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按照国家的需要，在国家战略急需的方面，积极发挥制度优势进行集群创新，如研制万吨水压机、世界首台双水内冷发电机，发展重型机器制造业及发展航天工业等。

    同时，在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轻工业方面，对原有企业进行重组，通过梳理、改组、合并来扬长避短，集中力量进行技术革新，生产出了一大批质量卓越的产品。诸如永久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英雄牌金笔、上海牌手表、海鸥牌照相机、美加净牙膏、大白兔奶糖等，在那个时代，代表了全国最优秀的水平，创新含量特别高。

    解放日报记者：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上海已成为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国际大都会。对于这一生动实践，您为何将其归纳为“1+1+6+ 2+X”？

    熊月之：这是我反复思考后作出的概括。

    第一个1，是指关于上海城市发展定位的创新，或者说是关于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创新；第二个1，特指浦东开发开放。就物理空间而言，浦东是上海的一部分，但就发展战略意义而言，这个1又超出了第一个1。因为浦东新区实行的一些政策，比如自贸试验区的一些政策，是具有突破性、前瞻性、引领性的。

    所谓6，是指五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与文化大都市。这是城市功能创新。

    所谓2，是指土地批租与证券交易所。这是两大具有杠杆性、全局性意义的制度创新。土地批租不光与浦东开发直接有关，也与浦西城市改造、建设与更新相关。通过这两项创新，解决了盘活土地资源、将散落在民间的资金转变为发展资本的两大难题。

    土地批租与证券交易所是涉及姓社姓资争论的敏感问题，也是对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全面影响的重大课题。这两项创新率先在上海启动，然后逐渐推广到全国，历史价值特别厚重。

    X是指其他各种创新，包括各种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如举办文化艺术节等各种国际节（展），如各种科学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