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9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批准的社论《祝上海解放》，称赞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上海何以成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江南文化的传承积淀，海派文化的独树一帜，百年党史孕育的红色文化，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了怎样的丰厚滋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熊月之。

  近代上海犹如一个大超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摊铺

  Q1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从“一隅之地”到“江南中心”，从“码头”到“源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对上海城市品格的塑造与提升，提供了怎样独特的滋养？

  熊月之：

  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是同一文化不同层次、不同指向的表述，既有累积的关系，也有演进的关系。形象地说，江南文化是高地，海派文化是高原，红色文化是高峰；“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就是这座气势磅礴、钟灵毓秀的大山的精气神。

  在上海文化的高地、高原、高峰上，我们党百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历史伟业、铸就的伟大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生动演绎、精彩阐释，造就了英才汇聚、生动活泼的局面，使上海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走在全国前列。可以说，这是近代上海发展进步的主旋律。

  Q2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开放之于红色文化，有着怎样丰富、生动的体现？

  熊月之：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是中共中央机关长期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瞿秋白等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革命斗争的地方。

  在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中，大多数地方党组织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代表籍贯与代表身份相吻合，毛泽东、何叔衡是湖南人，董必武、陈潭秋是湖北人。只有两个地方党组织有所不同，即北京与上海。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在北京读书，自可代表北京；上海的两位代表，一个是李达，湖南人，一个是李汉俊，湖北人。李达和李汉俊那时在上海生活都不满三年，他们代表上海正是上海城市开放品格的生动表现。

  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五名成员陈独秀（安徽）、李汉俊（湖北）、俞秀松（浙江）、施存统（浙江）、陈公培（湖南），也没有一人是上海本地人。

  1921年，上海人口已达250万，几乎是北京的3倍、苏州的4倍、广州的1.5倍。其中，83%为非上海籍。当时的上海对于全国来说，犹如各地人共同经营的一个大超市，每个地方在上海都有自己的摊铺，多经营与各地相关的业务。可以说，上海早已成为全国的上海，全国也就成为上海的舞台。

  从1921年至1949年，中共中央机关累计有126个月（合10年半）设在上海。各地共产党人来上海，或是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工作有关，或是参加上海城市的革命活动，如刘少奇、李立三、赵世炎、刘华等在上海领导或参加工人运动。

  上海红色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为对全国各地文化及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积极影响。

  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述及影响他思想演变、人生走向的新书，包括《盛世危言》《警世钟》《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等，以及《民立报》《新青年》，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上海撰写或出版的。毛泽东最早阅读的三本马克思主义书籍，即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所译《阶级争斗》、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也都是在上海出版的。

  从这些出版物的内容、种类可以看出，上海文化光谱的宽度与长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有统计显示，近代中国70%的新书由上海出版。从阅读史角度来研究上海对于红色文化的影响，可拓展的空间很大。

  再举个例子，上海诞生、创作的抗日救亡音乐、电影、戏剧，数量特别众多，影响特别巨大，视野特别开阔。影响广远的《九一八小调》，并不是产生在东北，而是在上海；激越嘹亮的《大刀进行曲》，也不是产生在大刀队与日军激战的华北，而是在上海。一大批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话剧，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放下你的鞭子》等，都是在上海产生的。

  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城市，为何没有党的早期地方组织

  Q3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这种开放品格，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有什么联系？

  熊月之：

  这种联系是极为密切的。研究党史、学习党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中共建党初期的地方组织，有北京、广州、长沙、济南那些距离上海较远的地方，却没有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省会城市。这是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当时上海不仅是全国的上海，更是江南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