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移民人口中，差不多有80%是江南人；江南地方的众多知识精英，早已汇聚于此。比如，活跃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像陈独秀、陈望道、瞿秋白、恽代英、张闻天、张太雷、陈云、柯庆施等大多是江南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地方党组织，有时候统管江苏、浙江地区，也包括安徽的一部分地区，主要是沿津浦线一带。

  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还会发现，活跃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瞿秋白、周作人、茅盾、沈尹默等，也大部分为江南人。

  自两晋特别是隋唐以后，江南地区就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开放、开明、活跃、灵动的地区。明末清初，中国兴起引进西学热潮，最突出的代表徐光启（上海）、杨廷筠（杭州）、李之藻（杭州），三人都是江南人。他们没有因为那些学问来自西方，就漠视、轻视甚至仇视，而是认真分析，虚心学习。此外，苏州人王锡阐，安徽人方以智、梅文鼎，都立在引进西学的前沿。

  徐光启提出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是对待西方文化较为理性的态度。近代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赵元益、丁福保等江南知识分子延续这一传统，走在引进西学的前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研究、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延续的正是这一传统。

  所以说，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上海红色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演进的。

  Q4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这么开放、开明，是不是与江南地区的自然禀赋、经济结构也有关联？

  熊月之：

  江南地区自然禀赋较好，气候温润，山川秀美，水域众多，河渠纵横，物产丰富，人民聪慧灵活。六朝以后，北方人口持续南移，治理水患能力大为增强，江南资源得到了进一步开发与利用，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江南地区的自然禀赋差异性大、互补性强、自洽度高。这里地形多样，有山地、丘陵、平原、湿地，有的适合种粮，有的适合种棉，有的宜于养蚕，有的宜于种茶。物产的多样性，显然有利于商品市场的形成。明清时期的江南已经形成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充分市场的经济结构，湖丝、松江布更是名满天下。

  现在来看，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即江南地区有江（长江）、河（运河）、湖（太湖）、海（大海）四大水源，便于一体化，也易于走向世界。依赖这四大水源，江南地区内外沟通便利，徽州人走出了大山，宁波人、温州人闯向了海外。

  自古以来，中国沿海人都颇具开放精神、开拓意识。从山东的齐国商人到福建的泉州商人、广东的香山商人，都有从事海上贸易的传统。公元1292年上海建县时，据说全县人口有一半与海上贸易有关。

  “住得很近”点明城市的集聚，“反复地谈”强调交流与升华

  Q5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是上海的成功之道。从您的观察来看，近代上海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敢“创”、敢“闯”的特点？

  熊月之：

  仅就创新品格而言，可用我们党初创时期的两大特点来说明：

  一是思想创新。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上，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念是在上海酝酿、产生的，有许多具有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事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批判无政府主义，可以说是最具思想深度的创新。

  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通过了第一部党章。这部党章规定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中心是建立严密的各级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性，具有界标性意义。

  1924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工农联盟问题，规定党员三人以上需成立一个支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是活动方式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并进行了一系列组织活动方式的创新。

  比如，确立“机关社会化”原则。党的各级机关大多分布在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极为普通、毫不起眼的房屋中。最早建立的政治局联络点，就设在同孚路柏德里700号，那是一幢两楼两厢房的石库门房子，工作人员将其称为“中央办公厅”，周恩来、邓小平几乎每天要到这里来办公。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一度设在浙江路清河坊，其楼上为机关，楼下是一个杂货铺。

  又如，住在机关和来往机关人员的穿着、言语、活动等，都要求符合公开的身份。住家要夫妻二人，进出人员也不能太多；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点对外是一家古董店，这样外国人进出不易引起怀疑。这些都是从上海城市实际出发，有效利用上海城市特点，巧妙进行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