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所论未见得都能被有关城市认可，所归纳的关键词值得讨论的地方也不少，所选择的侧面也颇不一致。有的侧重于居民行为文化，有的着眼于城市历史文化，有的是行为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复合，但这些判断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情景交融型，都是对城市景观直觉与心理判断的统一，也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理性直觉”。

    上海城市品格是自成系统的整体，“三纲九目”均有其内在逻辑。“三纲”即开放、创新、包容，这是三大主干；系于主干下面的具体内容有“九目”，包括系于开放的通畅无碍、多元竞争、自律法治，系于创新的崇尚科学、向善尚美、精进无疆，系于包容的尊重差异、守望相助、美人之美。

    就通畅无碍、多元竞争、自律法治而言，没有人、物、信息的通畅无碍，就难以实现开放。开放必然多元，多元必有竞争，而竞争必然需要法治。

    就崇尚科学、向善尚美、精进无疆而言，广义的科学是指符合客观存在的主观认知，是引导创新的灯塔；狭义的科学是指可以验证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知识，目标是求真，对应的是自然科学。向善尚美对应的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创新目标。崇尚科学与向善尚美合起来，就是追求真善美，这是人类创新的总目标。精进无疆则进一步强调创新永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就尊重差异、守望相助、美人之美而言，尊重差异是推己及人、人我平等的前提；守望相助是兼顾弱者、爱乡爱国的基础；美人之美是尊重差异的升华，是同情与共情的融合。

    “九目”之间也多有牵连。比如，法治不光保护竞争，也是实现包容的制度环境。

    解放日报记者：开放、创新、包容三个关键词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熊月之：开放，开启活力之源；创新，激发不竭动力；包容，厚植温暖情怀。

    开放是创新的背景、创新的参照，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泉。从近代到当代，开放一直是上海最为鲜明也最为重要的品格。上海因开放而兴，因开放而盛。

    创新目的是增加利益或知识总量，其本质是突破，突破旧的思维定式和常规戒律。创新的核心是“新”，或从无到有，即“0—1”的突破，质的变化；或由粗而精，即“1—2”的递进，是量的变化。

    包容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母系统对子系统的涵容，如“市—区—街道”；另一个是子系统相互联系、并存，包括个人或群体对其他个人或群体存在的承认、尊重。包容有自发包容与自觉包容之别。承认他者存在的权利，各美其美，是自发包容；肯定他者存在的价值，美人之美，是自觉包容。

    开放、创新、包容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三者关系恰如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其中，开放是斜边，最长。对上海来说，没有开放，创新、包容恐怕都将失去依托。

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
坚持面向国际国内“两个扇面”
    解放日报记者：近代上海的开放更多是一种被动开放。此前，论城市规模、对外商业联系，上海在五口通商的城市中都叨陪末座，为何最后能“一口独盛”？其间，地方官绅与普通居民是如何应变的？

    熊月之：回顾这段历史非常有趣，也值得深思。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对外通商的时间基本同时，前后相差至多一年。但是，宣布开埠与顺利通商是两回事。对于开埠通商、洋人入城，广州坚决反对；福州地方官员采取的方式是“软顶”，对英商入城居留的要求不予配合；还有的城市遍设关卡，挡住茶叶等商品通道，让人无商可经。这些行为，摸准了道光皇帝抵制通商的心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契机。

    上海开埠比较顺利，主要得益于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上海本地人没有排外传统，对外国人相对较为温和。上海自元代设县以后，对外一直比较开放。即使在明清两朝基本实行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上海的民间对外贸易也较为兴旺。上海人徐光启还曾作《海防迂说》一文，力主国家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认为于人于己均大有益处。

    道光十二年，英商乘“阿美士德号”船来沪考察，提出与上海通商要求。上海地方官员虽然按照朝廷口径予以拒绝，但在英商离开前特地送了几篮水果和一大筐小麦，英商回赠了一箱甜酒。这一细节，让英商看到了在上海地区发展民间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力。

    另一个原因是负责处理相关事务的上海道台宫慕久比较开明、通达、干练，也很廉洁。在通商口岸与外国人打交道，是前无古人的新问题。面对设立海关、开辟居留地、谈判租地章程等各类繁杂事务，宫慕久遇到一件处理一件，从容应付，不亢不卑。

    在常人眼里，上海道台是个肥缺，整天与商人、金钱打交道，敛财机会很多。但是，宫慕久律己甚严、廉洁自守。他在公元1848年去世后，个人财富没有任何增加，“灵柩归里，行李萧然，只有书籍数箧，家产仍先人田舍”，体现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美德，受到了外商的普遍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