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的增长潜能。从中国国民经济资金要素配置和投入看，对效率和产出的较大影响：一是政府过度组织收入，超过GDP合理宏观税负标准，使资金要素在企业资本中的配置规模减小；二是按照市场经济竞争中性原则，由于歧视性分配资金要素，银行贷款、债券和股权资本等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配置的效率不同，将民企配置应有高效率与现实国企配置低效率之差，乘以被错配资金的规模，就是国民经济产出损失。如果进行减税降费改革，将宏观税负率降低到相同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的标准水平上，同时对资金供给进行市场经济竞争体制还原改革，将会获得新的增长潜能，低方案下每年可获得的增长潜能在0.23%—0.25%之间，高方案下每年可获得的增长潜能在0.23%—0.36%之间。
 
    劳动力配置体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进行放开户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土地和住宅体制改革，可以计算得到2019—2035年城市化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善获得的动态新增长潜能：2019—2025年平均为0.46%，2026—2030年平均为0.20%，2031—2035年平均为0.002%，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
 
    土地配置扭曲损失与其改革的增长潜能。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目前农村和城镇大规模的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一部分为零价格的划拨土地，相当多的土地由政府管制而不能交易、没有价值表达，其配置或者在供给方面由政府行政征用，或者在行政寡头垄断市场上“招、拍、挂”出让，这与“要素配置由市场交易决定”这个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不相符合，严重扭曲了土地要素配置的信号和机制。城乡土地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应当由市场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按此原则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展望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总体上，在2019—2035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下在1.30%—1.51%之间，高方案下在2.2%—2.53%之间。

    （3）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与进入高收入门槛展望。讨论到上文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部分，并没有结束。前面已述，索洛生产函数模型还有一个假定，就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实际上，如果政府的一些政策如人口、迁移、公共服务、住宅、土地政策，干预和妨碍了居民的收入，则会发生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不足，导致投入形成的产出过剩。从全要素生产率看，在既定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不能及时出清，或者出清滞后时，表面上似乎资本的生产率下降，其实是要素在需求不足时的利用率不足形成了负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经济效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因此，除了上述一些重大的体制改革外，很重要的工作，一是逐步地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向市场经济国家这方面的结构水平趋近；二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消除生产过剩，还原市场经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环境条件。

    首先，放开人口的迁移和促进劳动力流动，会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从农村居民收入比与城镇户籍居民收入比1∶3.1，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村劳动生产率1∶4看，结构上仍然存在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迁移，以及农业领域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配置流动的巨大压力差。城市化，特别是市民化的城市化并没有结束，还有十余年的时间。应当让人口和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使他们能够从创业和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的企业、产业和区域，向创业和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的企业、产业和区域配置。就业是大部分居民收入最基本的来源，而创业除了自我雇佣外，还可以以一带十，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收入。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看，在前期重点建筑物和城区面积等城市化的基础上，加快平等、公平的市民化的城市化，通过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和再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增加居民收入，成为最关键的战略性选择。
 
    其次，让农民能够公平地得到土地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收入。与东亚经典发展模式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转型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比较，他们有农业种养收入、务工收入、创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而我们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种养收入和务工收入，以土地为本的创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少之又少。虽然农民拥有巨额的土地资源，但是，其只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于不能交易而没有价值，是休眠或者僵尸资产，而不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要素，不能成为资本。因此，农村居民不能够得到其应有的以土地为本的创业收入，也得不到合理的土地财产性收入。

    仅凭劳动收入，致富的可能性很小，而财富是劳动以外创业和财产性收入的基础。如果想要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就需要将目前农民使用的耕地、林地、园地和宅地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变成不动产，通过以地为本创业和投资，以及不动产财富的交易，获得他们劳动以外的资产和创业性收入。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土地产权结构和土地配置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农村居民获得不了创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