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中国：理想经济增长》（周天勇著）正是作者及其团队最近几年所做的要素市场改革方面的学理研究和对策研究的重要成果。

    该书与周天勇教授2018年出版的《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一书组成“两部曲”——第一部提出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和机理，第二部试图给缓解经济增速下行、支撑中高速增长提供一个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方案。

    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本文摘编自《中国：理想经济增长》前言,格致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如需转载，请通知我们。

唯有改革和发展 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获得经济增长潜能分析的一个逻辑思路和框架
    从2014年初开始，我及我的团队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原因，拟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特别是探索如何促进国民经济在未来的十余年中还能够中高速增长，并给出一个可行、可用和可操作的方案，这两个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研究，耗费了五年多之久时间。前者以《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于2018年出版。后半段工作形成的研究成果，终于以这本《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与读者见面。

市场化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唯一途径
    本书讨论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11年间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有三次下行期和三次上行期。这段历史的经验证明：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后，没有一次是不采取突破性改革措施而自然恢复到上行状态的，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重新启动到上行趋势的；然而，每一次改革启动经济增长速度上行的动力都是递减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中国这样一个要素非市场配置扭曲很大，体制仍旧在转型中的国家，没有改革，就不会有新的经济增长活力、动力和潜能。

    1. 改革的增长潜能：分析方法需要颠覆性创新
 
    计算经济增长有各经济学流派的模型，典型凯恩斯主义的有哈罗德—多玛模型，强调国家干预和政府主导；新古典主义模型有索洛的生产函数模型，奉行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经济理念。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经济学界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时，由于出口需求回落和投资需求刺激乏力，摆脱了过去凯恩斯需求决定增长和需求侧国民经济管理的分析思路，更多地采用了新古典主义索洛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意味着学术界资源配置的政策含义从政府主导向市场决定的转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相继写进了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告中。从近年来采用这一方法，包括一些改造和扩展的模型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看，主要集中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及其原因的讨论，以及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预判及其改革和政策对策等两个方面。

    但是，索洛生产函数，有其严格的市场经济条件和假设：市场完全竞争，要素自由流动，配置由市场决定，价格由稀缺和供求形成，要素有价值表达等；政府不过度干预资源配置，而只弥补市场失灵部分。因此，直接套用索洛模型对中国要素的投入产出，以及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进行观测，进而分析其问题和提出政策建议的不妥在于：一些体制本来就不满足市场经济的条件和假设要求；建议可能重在改善要素投入效益、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质量等方面，而对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不可能有直接的针对性。

    因此，需要用“应当有，但是没有；应该有多少，但是没有那么多”这样的反事实分析思路，即：先考虑一个市场经济运行体，它在资源和要素配置中，应该满足哪些市场经济的条件和假设；再考虑一个经济体由于没有满足市场经济的条件和假设，其要素投入和配置受到干扰，造成了效率和产出等方面的损失；最后讨论如果还原和满足这些条件和假设，那么可以将经济效率、投入和产出从扭曲状态改善到正常状态后的情形。
 
    市场经济，有几个重要方面的条件和标准。首先，要素和资源是由市场配置，还是政府干预市场配置，或者是直接由政府配置。其次，在一定人均GDP发展水平上，有着与这个阶段相对应的城市化、农业就业、工业化等结构性比例。如果二者之间偏差较大，就说明不符合标准。再次，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有一个合理的比例，政府如果对此进行过度干预，则“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假定条件可能不成立。

    实际上生产函数的许多条件和假设，具体讲，就是市场经济严格的标准，就是市场经济各方面的体制。这样，我们可以用还原市场经济条件的思路，针对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情景，设计一个分析的逻辑过程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