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北大金融评论杂志，作者赖建诚）

    萨缪尔森是世人敬仰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他把经济学变成了一套规范的演绎体系，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但借用经济思想史名家马克·布劳格的评价：“在经济分析之外，萨缪尔森的其他作品都非常独特有趣。”

    上个月出版的《萨缪尔森自述》，就是一本“在经济分析之外”的作品，它是萨翁的内心独白，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透过巨人之眼，我们可以窥见他对科学和社会的严肃思考、他与知名学者和肯尼迪总统的交往，以及动荡年代美国知识界的倾向和氛围。

    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教授赖建诚，亲自参与了本书的编校工作，并撰写了饱含诚意的推荐序。谨此呈现全文，以飨读者。

    1990年3月，我38岁时，经济思想史名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1927-2011)告诉我：“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没多大意思，但他其他的著作都非常独特。”当时还年轻，不明白真正的意义，我自忖：这是美国首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人物，著作影响战后全球的经济学界。他最拿手的数理经济分析，有许多我根本看不懂，为什么会没多大意思？
 
    2016年7月，退休两年后，我找齐了萨缪尔森的7大册论文集，共有597篇学术论文，每册都超过千页。全都是期刊论文直接翻拍，因为他写得又快又好，重新排版校对都跟不上。我当然无法跟上所有内容，只能挑个我较熟悉的小领域，看能否瞧出点名堂。几个月后拟了篇稿子《萨缪尔森与辉格思想史观》，收在本书末当附录。
 
    写了那篇文章我才明白，布劳格那句话的真义：萨缪尔森从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机械工程学，借用大量概念与工具，套用于经济理论分析中。他的哈佛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就是这种手法的开山代表作。此书给数理经济分析开创了康庄大道，也吸引全球有自然科学根基的学者投入，兴盛了经济学的多元化与科学化。
 
    对他批判最严厉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的兄长：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1-1991，1982年获诺贝尔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年获诺贝尔奖）。施蒂格勒认为，这种套用的手法，对熟悉分析技巧的工程师，每几个月写一篇也没问题。根本性的质疑是：萨缪尔森的这种论文，除了提出数学定性与逻辑推论，能产生哪些有用的见解与思想？弗里德曼的反对角度是学派性的：芝加哥派的市场机能、古典自由派取向，不愿接受哈佛、耶鲁、MIT的凯恩斯派取向（注重短期政策效果、强调政府的作为、用财政赤字刺激有效需求）。

    芝加哥与哈佛、MIT的见解对立，有人戏称为淡水派（芝加哥位于北美五大湖区）与咸水派（哈佛与MIT在波士顿海边）之争。我支持施蒂格勒的批评，原因很简单。通读萨缪尔森近百篇的思想史论文，会有个明确的感觉：他根本不是在做思想史研究，而是把从自然科学借来的数学工具，先套在经济分析上，再套到思想史研究上。他对思想的内容与时代意义，着墨太少，甚至不在意。换言之，他是一以贯之地在做同一件事：Veni,vidi,vici（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
 
    思想史学界的怀疑和施蒂格勒一样：这种做法能产生有意义的新知识吗？其实萨缪尔森内心也很明白，但就是无法克制这种征服欲。他曾说，日后在天堂遇见圣彼得（相当于我们的阎罗王）时，他要坦诚认罪，说他“最严重的罪行，就是用辉格史观（数理模型）研究科学史（思想史）”。我相信：读过萨缪尔森对《资本论》的分析后，肯定没人会因而抛头颅洒热血。

    再举个实例，这是萨缪尔森在本书第2章《我们时代的经济学》的自陈：“命运一直安排我跟同时代的领军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密切交往。当前经济方法论的批评者如果以为，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会处心积虑要从上面这些人那里赢取赞誉，那就大错特错了。非经济学界的科学家，无一例外地对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没兴趣。哈佛大学数学家乔治·麦基，从不想跟我讨论我的《经济分析基础》。反而是我的入门书《经济学》（或约翰·雷的利息理论），而不是像德布鲁的那种纯数学的细微之处，吸引了他的注意。”意指：数学界喜欢他的经济见解，而非数学技巧。
 
    现在换个角度，谈布劳格评语的下半句：经济分析之外，萨缪尔森的其他作品都非常独特有趣。我们译了这本《萨缪尔森自述》，充分认同这项观察。萨缪尔森的文笔精简、活泼、机灵、知识渊博，用典恰当。这给译者带来不少麻烦，但给读者带来不少知性乐趣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