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识形态偏好

    回想1958年,我收到瑞典银行的信,征询我对设立经济学领域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奖——与官方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与医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并列——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一番思量后,我给出正反意见:经验表明,像数学和经济学这些领域,的确适合于在同行间做近似排序;然而,颁奖给某位精英分子,会排除大批杰出人物。整体上说,他们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其实相差无几。

    为了要详细解释上述论点,1958年我大胆提供了一份健在经济学家的名单,他们也许会在未来十年或几十年,被考虑授予这样的奖励。根据我的模糊回忆,名单上有些人还没来得及获得这项新奖就去世了。我名单上的少数人,终于接到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当然,有相当一部分名字,既不包含在实际获奖的前15人中,至今也没被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委员会选中。

    下面所列的前15位获奖者,都是我的朋友,有些甚至算是亲密朋友。然而真正重要的是,我恰巧确实了解他们每个人发表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著述。



    在斯德哥尔摩选择者深思熟虑的十年中,我谨慎地避免提名上面名单中的任何一位,也不正式评论任何学者的优点。那是因为我已做出决定,不去运用我每年都可以公开推荐一个名字供他们考虑的机会。1958年给瑞典银行的信中,我已尽力表达意见,我也不喜欢创造自我延续的精英,所以很久以后,我才打破之前的决定:我们许多人担心,一位明摆着的杰出学者,可能等不到斯德哥尔摩颁奖就要去世了,于是我也参与了为这些杰出学者的造势,以加速他们的加冕。

    我写此文时,这15人当中已有12人去世。这让我可以正式宣告(这并不重要):根据我个人的判断,1969—1978年的得奖者全都值得赞美,他们拿奖毫不意外。有些懂行的学者宣称,这些获奖者当中的某些人,或许应该排在后面,让后来的几位获奖者先得,或由已去世的和从未得到斯德哥尔摩首肯的杰出人物替代。这样的看法我并不反对。

    名单中的15人中,最年长者是弗里希,生于1895年。最年轻的是阿罗,生于1921年。令人惊讶的是,这15人只有四人出生在美国。(他们当中没人出生于弗兰克·奈特、韦斯利·米切尔,或我其他师辈的家乡那样的典型小镇。)

    至少有三人出生于俄罗斯。三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只有两人生于主流经济学的诞生地,不列颠群岛。荷兰培育出两人。最后,奥地利人哈耶克,是以德语为母语的唯一获奖者。那时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对这个15人名单都没有贡献。欧陆那些让经济学隶属于法学院的国家,被经济学隶属于工程学院和商学院的国家超越,也许并非偶然。

    说句公道话,土生土长的四位美国人的名单之列,我们应该再添上移民到美国的库兹涅茨、列昂捷夫和库普曼斯,因为他们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在美国做的。以此类推,也可以把哈耶克重新分配给英国,因为他的主要著作,是在英国写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我老师辈的经济学大家,没在诺奖名单上。各种参考工具书告诉我,雅各布·瓦伊纳、弗兰克·奈特、阿尔文·汉森以及保罗·道格拉斯,本来都应在头几年拿奖。埃里克·伦德贝里及诺奖委员会,显然做了有意识的决定,要把目光放在现在和未来,所以没有把头几年的奖,颁给行将隐退的大学者。

    可以看出明显的倾向:最早的诺奖,偏向擅长数学的经济学家。只有哈耶克、缪尔达尔和库兹涅茨例外。甚至连库兹涅茨也表现出数学才能,例如他推广尤金·斯拉茨基的开创性统计研究,后者证明,将差分法和移动平均法,反复应用在不相关的随机时间序列上,就可以制造出周期性的结果。库兹涅茨也发表过科努斯(Konüs)之后有关经济指数定义的重要文章。(有人猜测,因为经济学毕竟是研究社会的软科学,诺奖委员会希望通过强调数学,来把难以控制的主观性和意识形态——这与最初的诺贝尔文学奖及和平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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