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从这第一个子样本里，辨识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吗？在回答这种问题时，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就会污染我们的主观认知。毫无疑问，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会被视为“保守的”经济学家。弗里希、丁伯根和缪尔达尔，当然会被归类为社会民主党人和“善意人士”。透过这种归类方法，据我们的了解，在那个时期，库兹涅茨和列昂捷夫都倾向于不问政治——从列宁时代的苏联流亡海外的心力交瘁的孟什维克大都是如此，这是不难理解的。苏联学者在1975年没有公开表达个人思想信念的自由，所以我不尝试对俄籍的坎托罗维奇的社会态度打分。依据瑞典的标准，俄林被视为比他同代的选民更保守，因此我倾向于把他与希克斯同置于中间。那就还有6位需要评分。在赌注相同的情况下，我赌他们中的全部（或大多数），在稍微中间偏右与稍微中间偏左的候选人之间，会投票给中间偏左派。我认识的大部分瑞典经济学家，都会比他们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更偏右。所以我认为，斯德哥尔摩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多数时候会选择与他们相近的人获奖，这么说也许不算太离谱。我必须澄清，很难证明，学者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仅仅因为志趣相投而拿奖。相反，拥有任何过强的意识形态声誉，可能反而会妨碍你提早赢得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再举荐15人

    历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已经明白，伟大的发现很少是哪位学者单独的成果。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有类似见解的情形，其实是常态而非例外。牛顿和莱布尼茨的个案也是如此。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记录，有十几位各自独立的研究者，他们分别声称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其中每个人的具体发现，别人并不知晓。

    这一无情的事实，反驳了卡莱尔（Carlyle）的如下迷思：个别的伟大巨匠才是历史舞台上真正重要的演员。同样的道理，这也让诺贝尔奖评委的任务更加困难。我有个务实的建议，即每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该颁三个奖，而非只颁一个。（是的，是的，爱因斯坦应该在颁奖典礼上，单独与瑞典国王握手。）

    简单的算术可以证明，在头十年里（1969—197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本可以给出一个30人的名单，而不是仅仅嘉奖我们这15位经济学家。基于好奇和公平公正，我再提一个15人的应获奖者的名单，作为反事实的思维实验。每位读者可以像我一样，随机地在50名公认的杰出人物中挑选15人，来替代我从1500个名单中挑出的这15人。

    以下是我为1969—1978年提供的一份假想名单，按年排序，人名也任意排列，这无关紧要。



    我的选择显然侧重数学。如果名单由哈耶克来拟，必将完全不同。我的排序也与众不同，像霍尔布鲁克·沃金这样的名字，甚至没有收在官方的《经济学名人录》里。那是因为编者遗漏了这位学者，他在1925—1960年间，率先而广泛地记录了期货和现货价格的随机游走性质。

    我选约翰·罗尔斯，并非因为我相信这位哲学家的造诣，比阿罗、利特尔（Little）或海萨尼这几位经济学家更深。然而，罗尔斯的普遍被接受应该得到承认。为什么提名克拉维斯，而不提名萨默斯（Summers）和赫斯顿（Heston）？当诺奖的摇奖机需严格限量时，就必须挑选最有实质贡献的领头人。伯克利的每位物理学家背后，众多的合作团队成员必然都无法得奖。谁说生活是公平的？

    但第二个名单比第一个更公平，这是我的目的。关于上述选择的辩论，会比名单本身更有趣。

    结语

    我希望新增的15人，不会夺走原先获奖者的荣誉。学术成就不是，也不应该是零和的游戏，称颂甲不必非贬低乙不可。

    原先的获奖者——若视作一个群体——几乎都是工作狂。但这削弱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人们喜欢做自己擅长的工作——按我的观点，这样的工作严格来说都不能算是工作。这群人的大多数，似乎已都达到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可能有少数例外：外人可能会以为，未充分发挥学术潜力可能是他们中一些人的主动选择。一般来说，原因不是他们懒惰或想挣大钱。这些天赋异秉的人身上，也会有意识形态的热情，把他们的努力引离了学术上的创造。在自由的世界里，外人哪有权对别人的志向指手画脚？

    拿到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会变得比较缺乏独创性，这个说法广为流传。目测这批早期试验品的发展轨迹，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后继乏力的迹象。是的，在斯德哥尔摩加冕之后，虚荣心可能膨胀，但是在按年龄修正之后，一般来看学术创造仍会保持同样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