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些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大选进入议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已远离边缘，上升为主流政党和主流运动的领导者。为什么会这样？

    通过政治表演和话语建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功制造出欧洲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而治理国家的工具，却被作为武器，用以引起民众对“替罪羊”的恐惧。

    如何逃离这样的“恐惧”？奥地利语言学家抽丝剥茧，掀开西方政客“政治话语”的伪装。


    每天清晨当我打开报纸，各大头条跃入眼帘：例如，某右翼民粹政党正在进行新一轮挑衅；或者某右翼民粹政党在近期的欧洲大选、某国或者某地方选举中再次获胜。有关该党派崛起，或者议论其悄然成为主流的报道似乎无穷无尽。某一时刻我不得不艰难而又谨慎地作出决定：停止收集资料，写完这本书。毫无疑问，一定会有别的著作继续描述欧盟及其28个成员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也会有别的著作关注美国初选以及茶党候选人在各种地方性和全国性选举中胜出的可能性。事实早已无可辩驳：在很多欧洲国家或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右翼民粹政党已经跳出边缘一跃而为主流，右翼民粹运动也已经成为主流运动。很多人对此深表惊讶：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在现在？

    过于简单的解释往往无法提供切实可行的答案。我的这本书努力的方向就是理解并阐释这些政党是如何从被人轻视、嘲讽的边缘走向政治舞台中心的，并追踪他们的轨迹、展现它们在隐喻时代的右倾转向。当前，可以观察到民族国家主义、仇外情绪、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修辞的“正常化”趋势，这些修辞基本都假借“恐惧”运行——恐惧变革、全球化、福利丧失、气候变化和性别角色转变等；原则上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建构成对“我们”的威胁，而“我们”是基于想象的生存于备受保护的国土内的同族人群。与“恐惧”相伴而生的后果是，公开场合不直接表达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之类立场的战后禁忌被打破。我们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当前政治舞台奉行的是“怎么都行”，少有其他态度存在。主流政党已经将很多先前排斥的方案纳入了政策优惠，甚至立法生效。
 
    1989年，在划分东西欧的“铁幕”轰然倒塌的重大时刻，没有人会想到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土耳其和中东的移民会导致仇外情绪的高涨，会让人们害怕失业，会产生“我们”与“他们”之分，会产生纯正的“奥地利人、英国人、瑞典人、德国人或者丹麦人”与“他者”外国人之分。旧的边界逐步废除，新的边界却通过签证、语言能力测试、公民资格以及各式各样名正言顺的规则与规章被建立起来。

    东欧移民并非新生事物；但1989年之前这些移民是逃离集权体制的难民，又被称作“客工”，他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很受欢迎，是被“请来”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的。大量的“客工”由此住进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德国或奥地利，并获得了新的公民资格和归属。然而1989年之后，这些人却被看作是自愿离家的，在多数情况是合法寻求美好生活的经济移民。新生的“恐惧”诞生于传统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中——在欧盟的西欧成员国中，针对客工、吉卜赛人、犹太人、土著少数群体以及其他种族、信仰的排外思想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很多情形下甚至达数个世纪之久。借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术语，他们是“现代的陌生人”，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术语也称之为“后现代的陌生人”，他们在话语中被建构成了对福利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整体文明的无处不在的威胁。

    “9·11”恐怖事件是另一个转折点：很多西方国家由此将穆斯林看作是对安全的严重威胁。许多限制移民等安全举措被迅速合法化，这些安全措施是必需的，所以鲜有争议。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引发了更多辩论，唤醒了人们对16世纪和17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战胜奥斯曼帝国的久远记忆，因此纷纷要求抵制“伊斯兰与东方”，保卫“基督教西方”。2004年欧盟扩张导致难民、移民和政治避难者等概念相融合：“他者”开始成为政治斗争与辩论中的反角，并出现了很多地域性变体；它成为不固定的、空洞的能指，任何人都可以为了一己政治利益而借用它。此外，在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引发了反对政府经济、安全和医保政策的茶党运动一一这很可能也是对“黑人”入主白宫的反应。

    然而在本书中我一再强调，不可能有对右翼民粹政党崛起与成功的“万能”解释，因为它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各国的情况既有相似又有不同：比如国家民族主义的重新回归、边界叙事与意识形态问题、对经济的担忧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等；有法西斯和纳粹史的国家与没有此历史的国家肯定有所不同；富裕国家构建的“替罪羊”与饱受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与欧元区危机影响的穷国构建的“替罪羊”也有差异；还有一个绝非偶然的事实：大量甚嚣尘上的辩论是针对女性身体管制的，性别角色已经改变，最终的“他者”似乎被拟人化成了更容易辨识的穆斯林妇女的头巾与“布卡”罩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