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我打开报纸浏览一下头版头条新闻，总会看到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什么最新的激烈行为，或者在欧洲近期的全国性或者地方性选举中取得了什么新的胜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话语主导似乎无休无止。因此，我在某一时间不得不艰难而又审慎地决定：停止资料收集，写完本书。毫无疑问，别的书将继续描述欧盟（EU）和28个成员国及其政治体制的发展，也会关注美国初选以及茶党（Tea Party）候选人在各种地方性和全国性选举中胜出的可能。无论如何，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在很多欧盟国家以及欧盟以外的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远离边缘，上升为主流政党和主流运动。很多人对此感到惊讶：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现在发生？

    简单的解释无法提供切实可行的答案。因此，本书致力于追寻、理解并解释这些政党从一个被人嘲讽、轻视的边缘政党走向政治舞台中心的轨迹，展现它们在比喻的觉醒中右倾的大转向。当前，我们观察到民族主义、仇外、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修辞的常态化，这种修辞基本上是通过“恐惧”运行的：对变革、全球化、失去福利、气候变化、性别角色转变的恐惧；原则上，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建构成对“我们”—一个生存于备受保护的国土内的想象出来的同族人群—的威胁。伴随这些变化的发生，公开场合直白表达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之类的战后禁忌已被打破，我们频繁地产生一种印象：当前政治舞台奉行的格言是“怎么都行”，而且少有其它态度存在，因为主流政党已经将很多先前排斥的建议并入政策之中，甚至融入生效的法律之中。

    1989年，在将欧洲划分为东西两部分的所谓“铁幕”轰然倒塌的重要时刻，没有人会想到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土耳其和中东的移民会导致仇外的高涨，会让人们害怕失去工作，会产生“我们”、“他们”之分，会产生真正的“奥地利人、英国人、瑞典人、德国人或者丹麦人”与“他者”（外国人）之分。旧的边界逐步废除，新的边界得以建立：通过签证、语言与公民资格测试、以及各种各样名副其实的规则与规章建立起来。

    当然，东欧移民并非新生事物；但1989年之前，这些移民是逃离集权主义体制的难民，又被称作“客工”，在20世纪60、70年代是受到欢迎的，甚至是被“请来”做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大量的“客工”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德国或奥地利，并获得了新的公民资格和归属。然而，1989年之后，离开东欧国家的人们被视为自愿离家的“经济”移民，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合法地寻求更好的生活。新生的恐惧与传统的种族主义思想、反犹主义思想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合为一体——这些少数民族在欧盟的西部成员国中已经生活了几十年（很多情形下甚至几个世纪），像客工，吉普赛人，犹太人以及其它种族、其他信仰和其他本土的少数民族。“现代的陌生人”（借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术语）或“后现代的陌生人”（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语）被建构成对福利、经济文化、甚至“文明”整体的无处不在的威胁。

    可怕的9·11事件是另一个转折点：很多西方国家突然将穆斯林看作是对安全的严重威胁。更多的移民限制以安全措施的形式被快速合法化。这些安全措施被认为是必须的，因而很少受到挑战。土耳其加入欧盟引发了更多的辩论，唤醒了人们对16和17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战胜奥斯曼帝国的久远记忆，因而要抵制“伊斯兰与东方”，保卫“基督教西方”。终于，2004年欧盟的扩张导致了难民、移民和政治避难者等概念的融合：“他者”的敌人形象开始主导政治斗争与政治辩论。这一形象产生了很多地域性的变体；它是一个不固定的能指，事实上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任何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使用。此外，在美国，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总统引发了反对政府的经济、安全、和医疗政策的茶党运动——这很可能也是对一命“黑人”入主白宫（the Whitel House）的反应。

    然而，正如本书将阐明的那样，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持续崛起与成功没有一个“万能”的解释。很多因素促成了这一成功，例如本土保护主义的再民族化、边界叙事与意识形态、经济恐惧、以及许多引人注目的历史——这些都揭示了国家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关于最后一点，举例来说，有着法西斯和纳粹主义历史的国家和没有此种历史的国家非常不同。富裕国家构建的替罪羊与深受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与欧元区危机影响的贫穷国家构建的替罪羊也不同。有一个显著的事实（尽管绝非偶然），大量频繁、激烈的辩论是针对女性身体的规范——性别角色已经改变，似乎最终的“他者”被头巾与蒙面长袍拟人化和识别，通过穆斯林妇女的穿衣选择（有时候是被迫穿戴）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