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正值日本经济腾飞时期，日本提出了8.5亿美元的巨额预算，准备在90年代开发出第五代计算机，也就是具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由图灵奖得主、人工智能研究先驱费吉鲍姆与专栏作家麦考黛克合著的《第五代：日本计算机对世界的挑战》，记述了这段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节点意义的故事。

    译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上海科技大学校长江绵恒教授为该书撰写了译者序，解析这段历史之现实意义，带领读者对当下人工智能浪潮进行不同层面的客观理性思考。以下是译者序全文。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近年来各行各业的一个热门话题。无论是信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甚至是服务业，但凡有新品上市，大都尽可能贴上“智能”的标签。由此，我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曾参与翻译过由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爱德华·A.费吉鲍姆(Edward A.Feigenbaum)和专栏作家帕梅拉·麦考黛克(Pamela McCorduck)女士合著的《第五代：人工智能与日本计算机对世界的挑战》（The Fifth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Japan’s Computer Challenge to the World）一书，该书的英文原版出版于1983年1月，中文版于1985年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80年代初期，适逢恢复高考（本科生和研究生）后的第一波出国热（主要是去美国），我刚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现为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工作；说是工作，其实很多精力用在为赴美留学做准备。记得1983年中，时任国家电子工业部领导的家父率团赴美考察电子工业（包括硅谷）整整一个月（现在恐怕不允许这么长时间了），回国时带回几本英文原版书，其中包括这本刚刚出版的原著。为了准备出国练习英语，我萌生了挑选几本英文原版书翻译成中文的念头，《第五代：人工智能与日本计算机对世界的挑战》（以下简称《第五代》）便是其中的一部。我还参与了另外两本书的翻译工作：《新的炼金师——硅谷和微电子革命》（The New Alchemists: Silicon Valley and Microelectronics Revolution）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原理——硅和砷化镓》（VLSI Fabrication Principles—Silicon and Gallium Arsenide）。翻译原著虽然不是我在所里的本职工作，但书目的选择与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并非完全无关。冶金所成立于1928年，前身是中央研究院的工程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冶金所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到了80年代，冶金所的研究重点已经逐步转移过渡到半导体微电子领域。其实，冶金所早在1965年，就和当时的上海元件五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当然那时的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IC）芯片只是相对半导体分立器件而言，集成度非常低。当时国际上的IC产业也才刚开始，摩尔定律也是这一年提出的。那时日本也刚开始发展IC芯片，韩国还没有声音，说明我们“醒得早”。但是我们为什么“起得晚”，至今还被“卡脖子”，值得深思，这是后话。8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对外交往非常有限，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信息来源迟滞，英语也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因此，当时选这几本书翻译，希望或多或少对研究所和这些行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必须说明的是，我既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也不是学英语语言专业的，要完成这些原著的翻译，只有依靠团队的合作。例如本书的译者就包括时任电子工业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的所长汪致远，和该所的两位研究人员童振华、江敏，并由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资深教授白英彩老师负责校订。回想这些过程，至今我都感到十分亲切。

    促使我想把本书中译本再版有几个方面的原因。AI的概念源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这场在美国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汉诺佛（Hanover）小镇达特茅斯（Dartmouth）学院召开的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云集了克劳德·香农、约翰·麦卡锡、马文·明斯基、艾伦·纽威尔、赫伯特·西蒙等十位重量级人物，他们在信息论、逻辑和计算理论、控制论、神经网络理论等领域都做过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凭借各自擅长，他们在会议上就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一些前沿问题展开了“头脑风暴”，催生了“人工智能”概念的正式亮相，有人认为这是AI研究的第一波高潮。时间将会证明达特茅斯会议的预言是历史性的，这些预言奠定了后来整个AI发展的思想基础。然而实现这些极为前瞻性的预言，还有待于科学基础和技术创新的不断进步和突破，实践证明这一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高潮，也有低潮，既有炎夏，也有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