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总的方面来看，在条件还原和体制改革能够获得多少经济增长新潜能方面，需要选取一个“不进行体制改革，或者体制改革不能被顺利落实和完成”情况下未来动态经济增长的可能预测，以此为基准和参照，观察总体和每项假设条件还原性体制改革，会带来多少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以及加上新改革潜能后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各项改革能够获得各方面经济增长新潜能的分布结构方面，在方法论上，需要考虑的是各假设条件不成立的偏差有多大，也即还原各假设条件的参照系是什么，并且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市场经济条件的要求进行标准化。具体而言：
 
    （1）就国民收入在政府支出分配与在企业资本配置方面：以人均GDP同样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为参照系，如果过高就意味着政府干预过度，多分配了应该为企业资本的部分；以不同发展水平上的适度宏观税负作为标准，进行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减税减费改革。
 
    （2）在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以同样人均GDP发展阶段，且文化传统、政治与经济组合、经济发展战略、土地改革历史、人均土地资源等相近国家和地区为参照系，以其人口城市化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为标准，判断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体制方面的偏差，并设置为改革要到达的应有条件。
 
    （3）各类要素由市场决定配置且可以交易，应当是市场经济体系最基本的条件要求，在土地要素价值表达和配置方面：以其是不是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由市场交易决定其配置、有价值表达作为参照系，讨论目前由于土地要素市场交易受限，在农村和城镇中隐匿的土地价值，并计算由于不能交易体现价值、不能以地为本投资创业、土地资源闲置等造成的财富和资本的损失。
 
    （4）要素供给竞争中性是市场经济的另一准则，通过测算土地和资金要素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间的配置缺乏竞争中性产生的损失，从而论证须进行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间配置体制的改革。

    再次，在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条件还原方面：以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为参照系，计算政府对人口生育、迁移流动、土地财产权和以地为本创业等方面的干预造成的收入损失，以及对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影响，计算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与产能供给的不平衡，并考虑进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相关体制改革。最后，以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为标准，规划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目标和行动。

    2. 信心在于改革：未来增长潜能的计算和展望
 
    从还原法的计算看，先是考虑在不改革、不采取重大发展战略举措情况下，自然的经济增长速度趋势。再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要素产权和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潜能，以及不同改革形成潜能的结构分布；如果生产和市场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循环条件缺失，增长潜能变成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还要估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以及GDP结构中的还原和改善。最后，计算和观察通过改革获得增长动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同力度的改革下人均GDP水平何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1）经济自然增长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由于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结构严重老龄化，根据人口增长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定律，如果不进行大力度的改革，以及实施重大的发展战略，中国在2019—2035年间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本书第1章（1.1），笔者模拟了1998—2015年人口增长率与2018—2035年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按照回归的预测，2018—2020年GDP增长率存在着从5.9%下降到4.38%左右的人口收缩带来的下行压力，2021—2025年间GDP增长速度存在着从3.64%下降到3.12%的人口收缩带来的下行压力，2026—2030年间中国国民经济存在着5年平均2.28%左右增长速度的下拽压力，2031—2035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略微提高至2.43%。

    （2）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潜能估算。将“应该有而实际没有，应该有多少而实际没有那么多”的逻辑数理化，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分不同项目进行反向计算，观察由于达不到市场经济要求、条件、标准等造成的损失。乐观的展望是，总体上通过各种假设条件，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还原，推进各项要素流动、交易等配置体制的改革，估计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可以获得的增长潜能，在前述人口因素决定较低水平的增长趋势基础之上，在未来的17年时间中，平均获得2个百分点左右的新增长潜能，从而在这一阶段中，支撑和实现国民经济7%—6%—5%的中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