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要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重点在于快速提高居民收入，让其富裕起来，有消费的支付能力，这需要实施居民收入的一倍半增长战略。通过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以及土地要素配置等体制的改革，较快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即还原一定发展水平上市场经济中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的合理比例。
 
    通过上述改革，2019—2035年间，按照2017年价格，低方案下GDP年均增长5%左右，在2029年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年时人均GDP 142329元；高方案下GDP年均增长6%，在2025年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年时人均GDP 167837元。

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三大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从方向上看，是选择未来正确的行走道路；从时间上看，就是为了未来满意的结果，现在筹划正确的方案和做今天正确的事情。我们还必须从未来大的格局和趋势，就发展的方面，分中长期、长远期和久远期，思考今天就需要规划、部署和行动的重大战略。

    改革开放至今，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发展阶段和模式也处在一个转折的时期。各个方面重大的发展战略及其组合，都需要重新思考和进行调整。
 
    从改革、发展和开放三个方面的战略组合看，推进体制改革是重点；发展战略与改革重点相结合，要进行大的调整；而对外开放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放战略则需要更大和更科学的筹划。

    1. 市民化的城市化战略
 
    我们必须进行发展动力的调整，制定和实施基于内部需求动力的市民化的城市化战略，以及谋划延长工业化时间的战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建筑物建设等城市化速度，要大大快于人口的城市化，特别是快于劳动力要素的城市化。比起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我们在同样的人均GDP发展阶段上，户籍人口城市化比其平均水平滞后了31个百分点，常住城市化也滞后了14个百分点，考虑农业装备和技术进步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则比其高了15个百分点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没有放开，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子女没能获得所在城市的教育、医疗和居住等公共服务，因而无法真正进入城市，其使用的农村各类土地，也不能以市场方式退出。这就是我们城市化及农业劳动力真正转移的速度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慢的深层次原因。其造成了城乡居民间收入和财富差距，并积累了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不足，形成了今天国民经济产能过剩的局面。
 
    因此，下一步城市化战略的转型，就是要在过去面积和建筑物快速城市化的基础上，补足人的城市化这一短板，推进人口真正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用其抵撑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经济下行压力，支撑和稳定未来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2. 居民收入一倍半增长与延长工业化战略
 
    从大家熟悉的国际上成功发展案例看，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我们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与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标准比较，GDP分配和支出结构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因此，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单纯是国民收入增长，而着重是居民收入增长。
 
    基于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需要修改过去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同步增长的观念和提法，强调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长。因为二者速度同步，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的格局永远也改变不了。要真正改变，未来的着力点就在于花大力气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使国民经济有一个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市场环境，摆脱生产过剩，促进经济增长。因此，2020—2035年间，通过抑制政府收入增长、放缓资本收入增长，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争取居民收入增长一倍半，增强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让农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建设自己的别墅宅院，在供排水、生活燃气、卫生设施等方面逐步城市化，逐步实现消费内容、居住环境、出行方式、社交条件、子女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条件各方面的工业化时代标准。

    3. 调水改土和扩大发展空间战略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水资源紧缺的国家。美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埃及、以色列等人口、国土和科技大国及强国，都实施了大规模的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和低利用土地、扩大国土发展空间的战略，其调水规模、人均调水量、调水技术和调水方式，相比中国都规模大、人均水平高、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调水综合经济效果好，许多都是水利强国。而中国人均调水水平低，调水方式单一，技术水平不高，管理方式有待提高，调水综合经济效果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