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对于设立工商局，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其他机构都是综合性的部门，工商局职能单一，似乎不匹配。不过考虑到工商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执行官”，企业的存亡和运作都是由其来管理，由其发通行证，应该要单独设立。后来，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就只设立了上述10个机构，这与上海其他区县每个区县平均设置51个机构的状况对比，是高度精简了。这个管理体制有一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就是有很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在浦东开发开放初期，不可预见的矛盾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很多工作要举全区之力推进，这就需要党工委、管委会进行集中、精简、高效的组织领导和统一协调推进。当然，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机构设置，以开发开放为主要任务，而不是某一级的地方政权组织，因此，在社会发展方面有其局限性。

    大概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为了这个管理体制，当时在一个小范围内，我们曾向朱镕基同志、李岚清同志作过汇报。我们说，这个体制优点很多，但是我们也有很多苦恼。比如，统战部说，统战是我们的一大法宝啊，你们怎么连统战部也没有？我们在政治上有压力。其他一些部门如水务部门、绿化部门说，你们问我们要钱，但你们连机构也没有，除非你们挂一块牌子。后来朱镕基同志说：“你们带着钢帽，也要顶下去。”李岚清同志说：“这个体制，还要再搞个5年。”为了能够和市里有关委办局对接，我们就开始挂牌，一套班子、几块牌子，有关上级职能部门要什么牌子，我们就挂什么牌子。总体来说，那时候党工委、管委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这个领导体制为浦东开发开放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个坚持”做强做实外高桥
    外高桥保税区是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开放层次最高、开放领域最广、开放功能最强的一个地区。从1990年启动开发到1992年，只开发了2平方公里，市里主要领导比较着急。1993年5月，组织安排我兼任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吴邦国同志和黄菊同志找我说，外高桥保税区目前进度太慢，要我去调查一下体制。我去调查后，很快发现确实有很多问题，必须进行改革。在调查研究后，我就提出了引进竞争机制、强化保税区管委会的行政职能，基础设施开发和功能开发并行的思路，得到了市领导的肯定和支持。30 年间，外高桥保税区坚持“四个坚持”不动摇，在探索的道路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是坚持贸易、货币、货物进出口“三个自由”目标不动摇。在外高桥保税区成立以前，无论外贸还是内贸都是专营的，5000 万以上的国有大企业才可以申请做外贸，国内的企业即使再大也不能直接做外贸，只能通过外贸企业代理外贸业务。除了外贸专营以外，还要有外贸经营许可证和进出口配额。货币方面，当时国内的企业和居民只有人民币账户，没有外汇账户。后来放宽了一点，有了外汇兑换券，有外汇的人可以将外汇在国内兑换成外汇兑换券使用，但这只是人民币的变身。至于货物的进出口，受到外贸经营许可证和配额制度的限制，也是不能自由进出的。所以，在我们为外高桥保税区归纳出“三个自由”的政策概念时，是对当时政策的重大突破。那时对“自由”两个字还是有些敏感的。在全国第一届保税区例会上，就有人说，你们的归纳好是好，但能不能不要说“三个自由”？另外，关于保税区英文名称的翻译也体现了解放思想和务实创新精神。关于保税区英文名称的翻译，当时阮延华请了专家一起来商量，觉得这是面向世界的自由贸易区，应该翻译成“Free Trade Zone”。尚未离沪赴京任职的朱镕基同志，也同意我们的观点，确定英文翻译为“Free Trade Zone”，但是中文名字还是按照国家确定的“保税区”。1992年11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海关总署有关领导说，中国只有保税区，这是中国特色，英文只能叫“Free Bonded Zone”，也就是说只能作为保税仓库区或者保税港区。后来还是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说，外高桥就是要跟世界接轨，这是世界通行惯例。至此，外高桥保税区“三个自由”的目标和对外英文名称才正式确定。为了把保税区的形象展现出来，我决定做个门头，看了好几个方案都不满意，最后选定了现在还保留着的那个海鸥造型的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