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局的史塔林上校注意到威尔逊“失去了以往敏锐的领悟力，而且很容易疲劳”。他开始满脑子充斥着诸如谁在使用公家汽车这样的琐事。当贝克被优先允许再度看望威尔逊时，威尔逊凹陷的眼睛、倦怠的神情、苍白憔悴的面容令他不寒而栗，那张脸就像肌肉已经萎缩的骷髅头一样。

    首席礼宾官欧文·胡佛回想起威尔逊的几次突发奇想，包括他臆想自己家中满是法国间谍：“无论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消扎根在他思想中的这个念头。差不多也是这一次，他还有了另一个古怪的幻想，他所住的这个装修过的地方的所有财物都归他所有……这些离奇的事情都出自我们曾非常了解的总统，我们只能猜测他的精神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误的——病了这么一小段时间后，他已经不是先前的他了。”

    格雷森向塔马尔蒂坦言：“这件事令我担心。”

    “我从未见过总统如此疲乏而操劳，”贝克说，到了下午，“他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记起上午开会的内容。”

    那时，威尔逊仍躺在病床上，几天前他还以离会胁迫克列孟梭屈从于他的要求。但出乎意料地，在没有事先知会其他美国人或进行商榷的情况下，威尔逊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对于克列孟梭想要的所有重要的东西，他都妥协了，而几乎所有这些都是他早先所反对的。

    现在，病床上的威尔逊同意了由克列孟梭制定的规则，要求德国赔款并承担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莱茵地区将非军事化；不允许德国在莱茵河东岸50公里以内驻扎军队。萨尔河区煤炭资源丰富的矿区开采权归法国所有，而且该地区将交由新组建的国际联盟管理15年，随后再由公民投票来决定该地区归属法国还是德国。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强占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省将从德国版图中移还法国。西普鲁士和波兹南则分给了波兰——“波兰走廊”就此产生，将德国一分为二。德国空军被取缔，陆军被限制在100000人，殖民地被剥夺——但不是被解放，只是重新分配给其他列强。

    甚至连劳莱·乔治都评论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

    格雷森写道：“无论是健康还是其他方面，总统的这些日子过得糟糕透了。”

    就在格雷森记录下这个想法时，威尔逊正在对意大利的大多数要求作出让步，并且同意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的特权。而日本则以一个口头的——而非书面的——保证作为回礼，承诺会表现良好。但就此而言，这个保证甚至不是给威尔逊本人，或是给任何一个国家领袖的，只是向英国外交秘书贝尔福作出了保证。

    5月7日，当向德国人颁布条约时，他们非常不满，认为条约违反了威尔逊所宣称的那些不可侵犯的绝对原则。

    1929年，某人在自传中提到，有两位医生认为威尔逊去法国时就已患动脉硬化。1946年，一名医生在刊物上披露了同样的观点。1958年，一本关于威尔逊的著名传记则宣称，动脉硬化专家对格雷森的流感诊断有所怀疑，认为威尔逊应该是患有血管梗塞，即小中风。

    没有中风，只有流感。事实上，这种病毒可能导致了中风。1918年的尸检报告中经常能看到有关脑部血管损伤的记录，1997年亦是如此。格雷森认为流感是威尔逊“最后崩溃”的肇因。一份2004年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则表明，在流感和中风之间存在明确的关联。

    诚然，我们也不可能预言如果威尔逊没有病倒，他又会怎么做。也许他无论如何都会作出让步，牺牲任何一项原则来保全他的国际联盟。又或许，他会如自己所威胁的那样，打道回国。然后，要么没有协约，要么他的退席会迫使克列孟梭妥协。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人们只知道已发生了什么。

    流感的确造访了和会。流感的确侵袭了威尔逊。流感确实削弱了他的体力，而且——准确地讲是在谈判的紧要关头——流感至少耗尽了他的精力和专注力。这些都是确定的。几乎可以肯定，流感还以另外的更为难解的方式影响了他的精神。

    所有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赞同，巴黎和会对德国的严苛加速了德国的经济困难、民族躁动和政治混乱的产生，所有这些促进了希特勒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