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约翰·M·巴里 著，钟扬、赵佳媛、刘念 译，金力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年7月

    1918年的病毒似乎到达了脑部。在这个战场上开战会破坏脑细胞，使人无法集中思想，或改变行为，或干扰判断，甚至会导致暂时性精神病。即使这仅是少数情况，这种病毒对心智的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

    非常不巧的是，这个影响贻害无穷。
 
    而1919年初的巴黎，却有些重大事务需要关注。

    获胜国、小国以及期望从战败国中分裂出来的国家代表汇聚于此，商定和平条款。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千人将作出一个最终判决，而德国人对判决结果将毫无发言权，他们只能言听计从。这一大群国家就像是一座看不见的巴别塔，它们之中的10个最强大的国家将组成委员会来决定议程。即便在这个紧密圈子的内部，也还有一个更为核心的集团，那就是“四巨头”——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而事实上这四国中重要的仅有三国。确切地说，只是三个人。

    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有个出名的绰号叫“老虎”，谈判时他肩部还留有一颗子弹，那是2月19日和会期间一次未遂的行刺留下的。英国首相劳莱·乔治则在本国面临一堆政治问题，他被形容成“一个在玻璃桌面上旋转的涂了油的弹珠”。还有已抵达欧洲的威尔逊，他是全球最知名的政治人物。

    周周复月月，会议不断拖延着，于是成千上万页的草案、备忘录和协议在部长及工作人员间来回传递，但威尔逊、克列孟梭和乔治并不太需要这些繁缛的纸页。他们不单是批阅外国总理和官员们撰写的决议，也不单是对列陈于前的选项作出抉择。他们的精力更多地花在了实际谈判上，而谈判就是讨价还价、巧言令色，还有咄咄逼人、固执己见以及断然拒绝。

    包括翻译在内，一个房间里通常仅有五六个人。即使当克列孟梭和乔治让他人代为出席时，威尔逊总还是独自一人代表美国，没有任何官员、国务秘书随行，也没有豪斯上校（当时威尔逊认为他靠不住而差点弃而不用了）。讨论没完没了，只在威尔逊相对短暂的归国时中断过。但他们是在决定整个世界的未来。
 
    10月是巴黎流感流行的高峰，有4574人死于流感或肺炎。疾病从未完全离开这个城市。威尔逊的女儿玛格丽特2月患上了流感，在位于布鲁塞尔的美国使馆里卧床休养。

    当月，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秘书以及格雷森（威尔逊的白宫私人医生并且可能是他唯一最信任的人）都病倒了。克列孟梭和劳莱·乔治看上去都染上了轻微的流感。

    与此同时，与乔治和克列孟梭的会晤局势却非常严峻。3月底，威尔逊曾对他妻子说：“唔，谢天谢地我仍可战斗，我会赢的。”

    3月29日，威尔逊说：“克列孟梭称我为保德派，并拂袖而去。”

    威尔逊继续战斗，不屈不挠：“我唯一认同的原则是统治者同意的原则。”4月2日，结束了当天所有的谈判之后，他称那个法国人“该下地狱”——对这个虔诚的教徒而言，这是极其恶毒的侮辱。他告诉他的媒体发言人贝克：“我们必须在既定和公认的原则上进行休战谈判，否则没什么好谈的。”

    第二天是4月3日，星期四，下午3点的时候，据格雷森称，威尔逊身体看上去还很好。到了6点，极为突然地，格雷森看到威尔逊“猛然咳嗽起来，频繁而严重的咳嗽使他无法正常呼吸”。

    这一次疾病发作得那么突然，甚至令格雷森怀疑威尔逊被人下了毒，毕竟之前也有过一次投毒的暗杀。然而不久之后，一切都显而易见，只要再稍加确定，诊断就会更为简单。

    威尔逊的参谋长塔马尔蒂一直留在华盛顿掌控国内政局的发展。格雷森每天同他互通电报，有时一日数次。总统生病的消息实属机密，应该不能用电报传达。但格雷森还是给他拍了电报：“总统昨晚染上重感冒，卧床。”与此同时，他又写了密信派人送达：“总统从上周四起病得非常厉害。发烧达39.4℃以上，严重腹泻……［这是］流感侵染的开始。那天晚上是我有生以来最糟的一晚。我能够控制住咳嗽发作，可他的情况看起来十分严重。”

    美国和平使团的年轻助理弗雷里与威尔逊同一天患流感病倒。四天后，25岁的他就去世了。

    威尔逊在卧床的几天里无法动弹。第四天，他能坐起来了。格雷森拍电报给塔马尔蒂说：“正在全面保护他……你已不必施加援手和出面了。”

    威尔逊第一次可以支撑起病体会客了。他在卧室里会见了美国使团成员，他说：“先生们，这不是一次和平使团的会议，而是一个军事会议。”

    就在生病之前，威尔逊曾扬言要退出和会，如果要他放弃原则的话，他宁可不签订协议就打道回府。

    随后的4月8日，威尔逊坚持要亲自重新加入谈判。他无法外出。于是克列孟梭和乔治来到他的卧室，但会谈进行得并不顺利。他公然以离会要挟，这令克列孟梭怒不可遏，私下里称他为“随时准备提行李走人的厨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