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约翰·M·巴里 著，钟扬、赵佳媛、刘念 译，金力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年7月

    与外界隔离的地方，像科罗拉多的甘尼森及一些岛上的军事基地逃过了一劫，但大多数城市颁布的封闭令并未能阻止人们与流感接触，它们算不上是极端措施。封了沙龙、剧院和教堂有什么意义？人们还是要挤进人头攒动的电车里，还是要继续上班，还是要去杂货店。即便在那些恐惧令商业交易中止的地方，在店主和顾客都拒绝相对而立而只在店外街道下订单的地方，人之间的接触还是太多，不足以令传染链中断。病毒的传染效率太高、太猛，简直无可挑剔。最后它终于得偿所愿，遍布了整个世界。

    病毒就像猎人一般，猎杀着人类。它轻而易举地在城市中锁定了目标，但它并不满足于此。它尾随人们直到城镇、村庄，深入每个家庭，搜寻着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病毒在森林里猎捕人类，在荒野中寻觅他们的踪迹，甚至连冰天雪地的地方也不放过。而在那些位于世界角落的边远之处，在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在几乎没有文明的蛮荒之所，人们仍无法逃脱病毒的折磨，甚至更易遭受攻击。

    在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市的白人们只保护自己。岗哨把守着所有的路口，每个进城的人都要先被隔离5天。而因纽特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位红十字会的高级官员警告，倘若不能“立即给予这个种族医疗援助”，它就有可能“从此灭绝”。

    但红十字会和地方政府都拨不出资金。阿拉斯加州州长来到华盛顿，请求国会拨款20万美元——与拨给公共卫生部用于全国的100万美元有得一拼。

    他得到了10万美元的资助，并且海军方面将“布鲁特斯”号军舰提供给他做一次救援远征。到了朱诺，救援队分成几组登上小艇前往各个村庄。

    他们所目睹的一切非常骇人，难以言表。在诺姆，300名因纽特人中已有176人死亡，而情况之悲惨还远非如此。一名医生探访了10个小村落，发现“已有三个村庄惨遭灭顶之灾，其他几个村子平均85%的村民都死了……幸存者大多是儿童……亡者中25%的人可能是没等到救援而被冻死的”。

    另一个救援小组汇报道：“无数村庄已经空无一人，不存在任何生命的迹象，只有几群饿得半死的狗，已快变成野狗了。”那里的因纽特人住在被称为“巴拉巴拉”的建筑里。所有家庭成员——十多个甚至更多的人就群居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一走进这些屋子，麦吉尔卡迪医生和他的组员就看到层层叠叠的尸体堆在地板和架子上，有男有女，有的是孩子，其中大多数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无法收殓了。”

    流感病毒很可能没有直接夺去他们的生命，但它来势汹汹，一下子击倒一片，甚至没人还有力气去照看其他人，没人给患者拿水递食；那些本来有可能幸存的人身处尸体堆——那些他们所爱的人的尸体旁边，也许已经宁愿随着家人一起死去，也不想独自一人偷生。

    然后，成群的狗到来了。

    “我们无法估测死者的人数，因为饿红了眼的狗钻墙挖洞，想方设法进入屋内，啃噬死者的尸体，只剩下几根骨头和几缕残衣，默默地告诉后人发生过的一切。”

    救援队所能做的，就是用绳子捆住那些遗体，将其拉至门外，然后火葬。

    流感不仅撕破了北极的寒冰，爬上了人迹罕至的肯塔基山脉，它还穿越了丛林。

    西方人中，最不幸的是那些青壮年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无论军中还是民间的情形都一样。

    在法兰克福，因流感住院治疗的病人——而非所有患肺炎的病人——死亡率高达27.3%。科隆市长阿登纳——日后成为欧洲著名的政治家——回忆道：“人们连憎恨的力气都耗尽了。”

    那些免疫系统未受过锻炼、没经历过任何一种流感病毒侵染的人群死亡率就不止是十之一二了，有时甚至是一个不留。对因纽特人如此，对美国原住民、太平洋上的岛民及非洲居民也都一样。

    在冈比亚，8%的欧洲人在流感中死去。当地一位英国游客这样记载：“我看到本来有三四百户人家的村子现已空无一人，房屋坍毁，压在尚未埋葬的尸体上。只要两个月，房屋旧址上就野草丛生，彻底抹去了曾有村落的痕迹。”

    即使当病毒变异得越来越“温和”时，它依然对那些免疫系统从未应对过流感病毒的人具备很大的杀伤力。“洛根”号美国军舰于10月26日抵达关岛，靠岸的美国水手几乎95%患上了流感，但只有一名水手死亡。而正是这种病毒，在几周内令5%的当地居民丧命。

    在墨西哥，流感病毒浩浩荡荡地穿过人口密集区和丛林，击垮了矿区里的住户、贫民窟里的房客和房东以及郊区的农民。在恰帕斯州，总人口的10%——不是患上流感的人口的10%——死于流感。

    流感病毒横扫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西班牙和瑞士，留下一片废墟和绝望。在某些地区，死者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0%。

    巴西的流感病毒——至少相对于墨西哥和智利来说——比较温和，但里约热内卢仍有33%的人遭受了流感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