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任何一个要使用这些资源的医生而言，他必须得拥有它们——当然还要有时间。物质资源非常难以取得，而时间就更难争取了。没时间了，所以洛克菲勒免疫血清必须严格精确并且大剂量地发放；没时间了，病人塞满了病房，门厅和走廊上的临时病床也人满为患，连医生自己也病倒，和病人一起占着病床。即使他们有资源可用，他们也用不了了。

    公共卫生部找到的医生们既缺乏资源又缺少时间。其实找到这些医生也已不容易。

    专业人员还在继续工作。费城医院的一位女医生说，如果留下来她一定会死，于是就逃走了。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医生死了，其他人还在继续。护士死了，其他人还在工作。费城医院有从维萨来的20名学生护士，已经死了2名，但其他人“一直工作得非常勤勉……他们说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别的专业人员也在工作。警察们的表现十分英勇。

    那时的专业人员才是英雄。医生、护士，还有医学院学生、学生护士，他们面临着大批人的死亡，但毫不退缩。

    任何一个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联邦政府给予的指导。地方政府差不多也都是半斤八两。他们留下了一个真空，恐惧将其占据。

    政府每次试图保持“士气”的大力举措都加剧了人们心头的恐惧。

    这场流感本身就够可怕了，而新闻界令事态更糟。正是对流感知之甚少令人们心生恐惧。官方和报刊所说的与人们看到的、接触到的、闻到的以及承受的风马牛不相及。人们无法相信他们读到的东西，不确定伴随着不信任，接踵而来的是害怕，这样下去，恐惧就尾随而至。

    数百种报纸再三强调布卢的保证，日复一日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如果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就没有恐慌的理由。”

    恐惧就是敌人——是的，恐惧！然而，官员们越是想利用半真半假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来控制它，它就越快速地扩散开来。

    1918年，恐惧犹如船前的艏波，比病毒先行一步。恐惧驱赶着人们，政府和新闻界都控制不了。它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是因为每篇真实的报道都被谎言削弱了。官员和报纸越想安抚民心，他们就说得越多，比如若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就没有恐慌的理由、这场流感和老式的流行性感冒没什么两样，而人们则越相信他们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没有人能够信任，只能在死亡之海中随波逐流。

    于是，人们注视着病毒慢慢靠近，开始害怕，觉得自己虚弱无力，好像它是一朵无情地逼向自己的毒云。它就在1000公里之外，然后是500公里、50公里、 25公里了……

    无论身处这个国家的何地，流感都会逼近——下一座城镇、下一个地段、下一块街区、下一间屋子。图森的《亚利桑那每日星报》警醒读者们不要染上“西班牙歇斯底里症”！“别害怕！”这是亚利桑那卫生局发布的避免流感的官方最终建议。

    别被吓倒！各地报纸都在这么说。别被吓倒！这句话回响在丹佛、西雅图、底特律；回响在分处于佛蒙特州、爱荷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伯灵顿市；回响在分处于罗德岛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三个格林维尔市。每次报纸一说“别被吓倒！”人们就都吓坏了。

    流感还没有到达甘尼森，那里地域不小又没有隔离，是个铁路镇，又是该州中西部的供给中心，还是西科罗拉多州立师范学院所在地。10月上旬——早在任何地区出现流感之前——甘尼森和邻近的几个镇发布了公共集会的封闭令及禁令。之后，甘尼森镇决定与世隔绝——甘尼森警方封锁了所有道路，列车长警告所有乘客，如果他们走下列车在甘尼森月台上舒展身体，就会被逮捕并拘留5天。两名内布拉斯加人只是想穿过封锁驾车到下一个小镇，就被投入了监狱。就在此时，附近的萨珍特镇一日之内死亡6人——那里总共才130号人。

    回到9月27日，那时还是大流感早期——却好像经过了好几年一般漫长，威斯康星州的《杰斐逊县联合报》就已经揭露了疾病的真相，军队士气维护机构的司令官裁定这篇报道“令士气低落”并将它转给执行官，请他们“采取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包括对其提出刑事诉讼。而现在，几周之后——经历了死亡的几周之后，战争结束了，《甘尼森新闻》并不像全国其他报纸那样视若儿戏，而是发出警告：“不能轻视这场疾病，它可不是开玩笑，而是一次可怕的灾难。”

    甘尼森镇逃脱了死神的魔掌，没有一人死于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