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3年,耄耋之年,我写了一本词汇书。在撰著过程中,还是谷孙,逐字逐句细改原稿的A-C部分,不是修改一次,而是非常审慎地反复两次,树立一块样板,让我按照他的规范完成余稿;最后由象俊校订全书。2014-2016年,我另起炉灶,新写了一本修辞书。这次,是他的弟子张楠、丁骏接棒校订,其准确、细致、诚恳的程度,卓然有乃师之风。当时,谷孙全力投入《中华汉英大辞典》,不暇旁顾。尽管谷孙并未直接指导这本行将面世的拙著,但笔者始终萦怀着艾略特纵论文艺批评的一句话:“We dwell with satisfaction upon the poet's difference from his predecessors, especially his immediate predecessors; weendeavourto find something that can be isolated in order to be enjoyed. Whereas ……we shall often find that not only the best, but the most individual parts of his work may be those in which the dead poets, his ancestors, assert their immortality most vigorously. ”(T. S. Eliot: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我们满足于谈论诗人和他前辈的异点,尤其是和他前一辈的异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卞之琳译)谷孙就是这些dead poets中超迈的一员。默对他显性的和隐性的薪火传承,山阳笛远,感怀不已。2005年7月,我突然收到复旦大学校办快递来函,由校长王生洪、党委书记秦绍德亲笔署名,隆重邀请我与小女范琳(代表半年前病逝的先室?)作为嘉宾,出席建校一百周年庆典活动。这可是当年文化教育界的盛大节日。讶异之余,我猜测,我断言,一定是外文学院院长陆谷孙的推荐,才有这一份沉甸甸的隆渥。9月24日,人,坐在正会场,见证辉煌;心,思潮澎湃,百感交集:我想,不论编内编外,百万右派中,有几个能像我这样得到“罪孽”的洗涤、苦难的救赎?亿万民众中,有几个能像谷孙这样看到不公不平,如芒刺在背,只要力所能及,就慷慨援手,补偿历史的一页?我想,每一所大学,每一个院系,都会有一份穆穆皇皇、典藏传世的官方正史,而陆谷孙和他的故旧门生,对运动伤害了的毕业同学,首先澄清事实,并在他们学业复苏、艰难困顿之际,不遗葑菲,雪中送炭,这恐怕只能由寸衷衔感的当事人倾诉原委、补记一笔野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