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看过罗丹的雕塑展。“思想者”孤独地坐着，托腮沉思；悲悯、忧郁。这尊铜像蚀刻在心，给了我从未体验过的震撼，如今，它在我的心目中叠印着谷孙的形象。

　　为什么陆谷孙的逝世牵动四海之内这么多人的心？原因是他的精神高度：义命自持，屹立不动。

　　陆谷孙的为人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进，突破藩篱；退，守住自我。”“俯仰之间，我就是我。”那么，“我”拳拳服膺的准则是什么？如何找到自己独特而恰当的位置、发挥与众不同的作用？谷孙说：“身在丝绒樊笼，心有精神家园。”丝绒樊笼，指物质的诱惑和世俗的束缚，精神家园里有什么呢？他在《余墨集》中具体阐释：对星空和道德的敬畏，对使命的担当和承诺，对尊严和独立的恪守，对权力话语的怀疑，对弱小的扶持，对参差多态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义命自持。“义”，是他毕生崇奉的公正平等。“命”，是高悬于天、绝非尘世间碌碌众生所能把握的宿业，是人力不可为的天意。但两者难以调和。是义无反顾、仗义执言，还是安天乐命、听天由命？这是两种世界观的不同导向，存在尖锐分歧。他的选择，不是“无为中有为”，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谷孙直白：以理想主义的血肉之躯，撞击现实中的铜墙铁壁。这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关注蜩螗世事、在积重难返的时弊面前直言谠论的气度。“屹立不动”，就是守正不阿，百折不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身处矛盾中，如何亦慈亦让，而又不苟不随、砥砺凤节呢？那就是“坚疆而不暴，柔从而不流”（《荀子·不苟》），即情绪的抒发有理性的调节，拿捏好“情理相得、刚柔相济”的尺度。“义命自持”，是他对1996届毕业生的期许，也是他自己上下求索、援以明志的绳墨。

　　我以本人亲历，说说对谷孙的认识。1951年，我从燕京大学抗美援朝参军，1955年（二十五岁）转业，作为调干生，复学复旦外文系，比谷孙高两班。周围名师荟萃，号召的是“向科学进军”。我如饥似渴，孜孜矻矻，埋头读书。钟情的是同班的团支部书记林璿珠，她响应“向党交心”的号召，在上呈的书面思想汇报中坦陈了几个“一闪念”：最严重的是：“共产主义到了苏联，一代不如一代”；“毛主席也是人，将来也可能犯错误”。据此，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年二十一岁。我觉得这不公平；不愿和她划清界线，依然交往如故。1958年，都以为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自己不问政治，毫无仗马之鸣，万不料被系总支补为右派。缘由是同情右派，一丘之貉。1958年5月，遭到批斗。罗织罪名，批倒批臭，继之以惩罚性劳动，挣扎于负疚忍辱的生存空间，惊悚于动辄得咎的恐惧之中，人格尊严，扫地以尽，战战兢兢，遑论学业。

　　1960年毕业后，派到高教农场，一年后宣布摘帽。调往上海师范学院附中任教。此后，作为摘帽右派，荏苒二十年间，半夜梦回，心底深处泛上来的只有丝丝苦涩。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没有拆散的一对苦命人，相濡以沫，1961年，终成眷属，长相厮守。

　　离奇的事发生在1978年。中央决定右派改正。我虽已摘帽，但改正一下，也好。去了复旦，找到外文系总支书记张云藩。要求改正。过了一周，再去，张书记面告了难以置信的官方结论：据查，复旦党委立案的右派名单中并无范家材的名字或任何记录；而系一级的党总支，必须报经批准才能定谳右派。张云藩书记随即召开了调研会，了解了实情：毕业时，我确实是按右派学生分配的。我茫然苦笑，无奈地问：那么，我算什么身份？他说，只能算是“编外右派”吧。他又说，复旦的类似情况，可能不止你一人。

　　问题是：我怎么面对劫后余生？“文革”结束后，一扫政治阴霾，领导信任，同事友善，学生尊敬，日子似乎好过了，可以卸下包袱、平等做人了。但是我心底深处，仍旧弥漫一片浓厚的阴影，那是由于专业潜质的退化而根植的自卑，或者说，是由于自我价值的失落而滋生的恓惶。复旦的四五年级（1958-1960）时期，我虽然名义上留在班级里跟班学习直至毕业，但在右派帽子的重压下，哪里还有心思接受正规的学术训练。到中学执教不久，又遭遇“文革”，1966年到1969年，打扫厕所三年。底子亏，基础差，谈不到什么专业的发展前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