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恩师林同济三次找我恳谈，激励我澡雪精神，虽竭蹶而不能输心。他致电陆谷孙，要他关心。我永志不忘的是到他蓬莱路的阁楼上首次造访。谷孙满脸笑容，热乎乎的双手拉着我，嘘长问短，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信心。从此，他竭尽所能，作出一系列的安排，帮助我这个徘徊低谷的老同学。1980年，我下笔踯躅、怯生生地写了一篇关于《头韵》的小论文，请谷孙校阅。他字斟句酌，细细修改，眉批脚注，密密麻麻，包括标点符号，巨细无遗。并且写给我一封长信，透辟指出：“你可以偏好新闻文体，作为研究载体，但长远着眼，学术研究的重点还是要回归文学。”1981年我调入海关系统高校。为了我的补课进修，谷孙让我回复旦师从杨烈老师研读莎士比亚（未果），亲自找他的稔友UC Berkeley英文系系主任，让他签发我访问学者的I-20 （顺遂）。1985到1986年，进修年余后回国。依靠谷孙和他同窗知友翟象俊的支持，继续恶补学习上的大窟窿。那时，我需要什么书，谷孙和象俊第一时间给我借来以致购赠。我永远不会忘记象俊送给我的《剑桥国际英语词典》，带着我走访陈光磊教授，引领我走过克莱门公寓一段幽暗的门廊，摸上徐烈炯教授的家门，质疑解惑。

　　我的第一部专著是1992年的修辞赏析，由谷孙指导谋划，象俊在他没装空调的书房里，盛夏季节，挥汗如雨，极为细致地整理定稿。接着，谷孙邀我回复旦开课试讲修辞（推却）。1990年代初，邀我兼职参加《英汉大辞典》的编纂。他在社科院大厅自己的写字台毗邻，为我特设了一个较小桌子，让我任二审（第一天，校订的词条，记得是beam。两天后，本单位的工作实在安排不过来，惜辞）。此后的年代里，每逢学术际会，如他主持的各种类别的辞书研讨会，徐燕谋、葛传椝追思会，他本人从教五十年纪念会，译文出版社的多次活动，甚至包括旅游，谷孙从不落下我这个弱者。在这些火花碰撞的学术集会中，他从不让我忝陪末座轻松旁听，而是期待我作实质性发言。我写了些文体不一的文字，谷孙为我推荐、印成铅字，从《文汇报·笔会》（2000年7月11日、2004年3月21日）到外文学院英文系的pen let和系学报、从《悦读Mook》到出版社，前后不下七八次。我可以心怀坦荡地说，谷孙和我之间，绝没有事前拜托、事后答谢这类庸俗之事。他看到我写了合适的，并不告知，就为我联系付梓了，犹如他自己的事；我事后知道，也从不道谢。今日听来似乎难以想象，但事情确实如此。

　　2003年9月，复旦外文学院成立之日，召开全院大会。我应邀列席，只知道是个大会。会前二十分钟，在邵逸夫楼前遇到谷孙，他对我说：“你别走开，等一会我要说到你。”谷孙主持会议，做主旨报告。他重温1957年旧事，通过具体的人和事，痛斥反右对高等教育的摧残。大会上，谷孙提到了三个真人真事，其中之一就是我本人。他叙述了当年运动的残酷、不公，受害人的冤屈、自强。我这才懂了，谷孙是“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他要厘清真相，彻底给我平反。平反还不止，还要挽回我的学业。至于会前，他做了哪些事去了解真相，我一点不知道；会后，我打过一个电话给他，说：“谢谢。”他一笑置之。

　　漫漫三十八年（1978-2016），谷孙带着一代又一代的博士生充实了这支后援团队，从叶扬、于海江、高永伟到丁骏、张楠、朱绩崧，持之以恒地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我沉潜补阙，浚瀹新知。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能有多少素养，要看受谁熏陶，一个人能实现多少价值，要看他受谁激励。我的劫后余生，就是依靠了谷孙的仗义扶持，才能恢复尊严，驽马十舍，得以追随左右。回过头来看，谷孙义命自持、屹立不动的胸壑，如光风霁月（范家材《复旦缘的断裂和续接》，《文汇报·笔会》2004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