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r：张悦然写的也是关于父辈，也是用第一人称来叙事的，为什么会这么巧？

    张悦然：其实我一开始写《茧》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女主人公，我写得很缓慢，不断地停下来，直到有一年冬天我回到家乡济南去过年，回到原来小时候居住的大学家属院，见到很多小时候就一直见到的人，比如说门口卖报纸的人，比如看水果摊的少女，当然她已经变成一个中年女人，但我还认得他们，我并没有感到温暖，那一刻我觉得很恐怖。我离开之后，那个世界依然在运转着，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我童年的那个世界并没有闭合，它还在向前走，而有一个童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还在那个地方继续生活着。

    我当时忽然有一种感觉，其实童年的那个世界是很难闭合的，或者说很难抛在身后。它一直经营着、运转着，这种经营与运转，就是让我们随时可以回去，有个属于我们的永远栖身之地。而回去，就是为了重新看待很多童年的事情，或者说可以去那些童年的现场采撷或者收集到当时很多不能够被理解的一些记忆。所以在那个冬天，一直留在童年那个世界的男主人公，来到我的小说里面，并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后来他在小说里承担着一半的叙述责任。那个冬天我找到的其实是这个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其实我要回到父辈，或者说回到历史中去，首先要回到童年现场，因为我的童年和我父亲的童年是连接着的。在童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和父母接触最多的时间，也是我们被他们塑造的时间，而他们在他们童年中已经被塑造，是已经形成的、完成了的人。

    我不知道桑布拉先生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要进入更远的历史，我们的童年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入口。如果这是巧合的话，那世界上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作家都是商量好的，因为其实很多很多作家在选择写历史、写父辈的时候，都选择了童年的视角，包括君特·格拉斯等等很多很多人。

    桑布拉：我觉得你刚才的讲述，表述非常美，我心中常常有一些东西是我无法解码的，比如有人说质疑我们能不能讲述父辈的历史，当时我们还小，我们没有在场，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经历，是独立于历史之外。我们在这些故事中通常是以一种无关的人物形象出现，仿佛在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在很安全的港湾。关于过去，没有最终的版本，而这本书主人公是一个30岁的人，那个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他与他父辈分开，出去闯荡世界，他回到童年是为了修补一些明知无法修复的东西。当他寻找童年的时候，他是在自发地寻找，他以一种父辈的眼光、身份去寻找这样的东西。

    Btr：接下来请桑布拉讲讲，《盆栽》改编的电影，您喜欢吗？

    桑布拉：这部电影我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适合改编成电影的题材。所以当导演给我发出倡议时，我非常奇怪，虽然我也接受了他的提议。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好奇，作为创作者，我对每一个人物的轮廓、身体、面庞非常熟悉，猛然把他们的脸换成别的样子，有些暴力。我非常好奇导演怎么拍，他说他不会把我的小说简单地通过声与影的形式翻译出来，而是创作出他自己关于这个小说的诠释，作为他自己个人向我呈现出来。

    当我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小说。听上去虽然像笑话，的确是，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的一本书付诸于出版，他已经开始慢慢失去自己的作品，当这本书被翻拍成电影，失去的东西就更多了，在这种遗失的感觉中，它又有一种美感。可能出版一本书的感觉，有点像生孩子，虽然我没生过。悉心创作，最终将它出版，就好像你花了很长时间去养育一个作品，终于可以把它送出家门，祝你一帆风顺，我们之间到此为止，我就开始养育我的下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