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冬季的浓雾，本来极不利于契诃夫的肺病，然而他是不能生活在孤独之中的，他永远喜欢面前有心爱的好朋友们。在《樱桃园》写成了以后，他就向他的太太和医生抗议，说自己也是一个医生，深知道南方淫雨对自己不利，而莫斯科冬季的浓雾，却没有什么关系。他寄给克妮碧尔的一封信上，这样说：　

    我亲爱的女指导者，太太群中最严峻的一位太太：　只要你准许我到莫斯科去，我答应你在那里只吃扁豆．什么别的都不吃。我还答应你，在丹钦柯和维希涅夫斯基一进门的时候，我就站起来致敬。说实话，要是在雅尔塔再住下去，我可实在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须逃开雅尔塔的水和雅尔塔伟丽的空气。你们这些文化人，现在该是了解我住在此地一向比住在莫斯科坏到无可比拟的地步的时候了。但求你能知道这里的雨点打在屋顶上有多么凄凉，而我又多么强烈地想见一见我的太太就好了！我真有一个太太吗？那么，她又在哪儿了呢？

    终于，一九〇三年，俄国旧历十二月初，在《樱桃园》排练得正紧张的时候，他到了莫斯科。他见到了自己的太太，自己的朋友，每天包围着他的，都是能给他贡献些愉快的人们。他最初很想在排演当中能起一点作用，所以每次必要到场。然而，演员们正在摸索的过程中，往往使他很不满意，再加上其中有一两个演员，确也未能胜任，因而处处都容易激怒他。演员们向他请求解释，他又是像照例的回答一样，只能说几句极简短而概括的话，大家摸不着头脑，于是更加错乱起来。四五次之后，他的兴趣大大减低，因此，就不再出席了。

    契诃夫的剧本，在初次上演的时候，永远不能立刻被观众接受，再加上《海鸥》在彼得堡初演失败所给他的打击很深，使他每次对初演都怀着戒惧之心。这并不是自卑心理的表现，而是对庸俗社会的不信任。比如，在《三姊妹》初演的时候，他借故溜到意大利去，从尼斯旅行到阿尔及尔，然后又回到意大利，很快地又从皮沙跑到佛罗伦萨，再由佛罗伦萨跑到罗马，成心要避开得到初演结果的消息。等他再回到尼斯，知道《三姊妹》确是成功了的时候，写信对克妮碧尔说：　

    我觉得这出戏像是失败了；不过，对我还不是一样？……我就要弃绝剧场了，再也不给剧场写作了。在德国、瑞典甚至在西班牙，都可能给剧场写作，单单在俄国就不可能。俄国的戏剧作家，不能得到人家的尊敬，被人家用长靴子踢，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从来没有人原谅的。

    现在，他自然又为《樱桃园》忧虑起来。他对丹钦柯说：“你花三千个卢布把它一次买去了吧。”丹钦柯回答说：“我愿意每一冬季送给你一万，而且，艺术剧院以外的演出税还不在内。”契诃夫和一向一样，只是摇摇头，表示拒绝。

    《樱桃园》初演于艺术剧院的契诃夫命名日。当晚，在演戏之前，举行了一个纪念会，庆祝他文艺写作的二十五周年。他本来不愿意到场，然而，全莫斯科都好像有一种预感，觉得这位心爱作家的生命，恐怕不久就要结束了，这恐怕是能见到他的最后一个机会了。所以，文艺界、戏剧界和一切社会团体的重要人物，都聚到剧场里来，要求当面向契诃夫致敬。经过几次恳劝，契诃夫终于出席了，全场对他的表示，又诚恳，又动人，而丹钦柯代表艺术剧院向他致辞中的一段，尤其深刻而有意义：　

    我们艺术剧院能达到今天这个程度，全应归功于你的天才，你的温暖的心地，和你的纯洁的灵魂，所以你简直就可以这样说：“莫斯科艺术剧院，就是我的剧场。

    《樱桃园》经过几次略微的修改之后，上演的成绩很优异，观众的态度也很热诚。这给予他的灵魂上一个很大的安慰。他那一生都像负着千斤重石的两肩，到这个时候，才算轻松了一下，他自己也觉得有继续活下去的权利了，即或从此不再写作，而只当一个平庸的国民，也觉得有了意义。他的心里，从此才把因长久不被人了解而受的痛苦抛开，才略微感到平静。然而，不幸地，死亡马上就来和他清算了。他在一九〇四年六月三日（旧历十六）移居到德国以疗养肺病著称的巴登维勒，而七月二日，便与世长辞。据他的太太说，他在气绝之前，用很大声音的德语向医生说：“我要死了。”说完，拿起酒杯，脸上发着奇异的微笑，说：“我很久没有尝香槟酒了。”安安静静地把那一杯酒喝干，然后，向左一翻身，就永远无声息了。

    契诃夫本来计划想写另外一个剧本——两个好友因为同爱一个少女，为了解除这种痛苦，一齐逃亡到北冰洋，每天遥望着南方。有一天，洋上远远地沉没了一只巨船，两个人呆呆地在那里望着，望着那边祖国里的爱——但是这个剧本没有动手。所以《樱桃园》便成了他的天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