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创作进程，是缓慢的、渐进的，他不一下把剧本的一切都想出。最初他只要把握住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便是当日生活的脉动。在他构思《樱桃园》的布局和人物之前，一个力量，一个念头，首先在他心中成熟，成熟得跃跃地想往外跳，逼得他不得不写。九十年代的崩溃是必然的；封建与专制的没落，是已经来临了。沙皇的暴政只能对内勒死人民的生活，对外招来日俄战争的惨败。而全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虽是每个人都怀着一个希望较好生活降临的幻想，然而因为久被压迫在强暴的力量之下，都失去了行动，只在空谈，只在忧郁、抱怨、叹息。时代的崩溃既是必然的，那么，这一群不肯推翻现实的寄生物，随之消灭，也是必然的了。契诃夫把握到这个主题之后，才去默想他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他的心中，经过很多时间的孕育和发展，经过很多的观察、参考，和现实人物典型的模拟，逐渐在他心里成形。人物的性格、气质定型之后，他才开始用很厚的一个笔记簿，给这些人物搜集材料，如故事、动作与对话。无论走到什么地方，看见些什么，遇到些什么人，或者读到些什么独立的句子，偶然想到些什么，凡是与他已经构思成熟的人物特性有关的，都随时记录在这一本簿子里。一直到这些特征的零碎记录，在他看来，足够写成一个人物的时候，他才给剧本分幕。分幕的方法，并不以故事为出发点，而首先去寻找适宜的情调。如《樱桃园》的第一幕，是一个恼人的春天，晨曦，家人的团聚，理想之憧憬……而第二幕是懒散，空谈，伤感，半歇斯底里的人物，动荡与矛盾的心情。第三幕，荒凉的夜晚，各人怀着各人的忧郁，自私，人类灵魂之无法沟通，矛盾之增强。第四幕，崩溃，绝望，别离，等等。他就照着这些情调一幕一幕地往下写。这样，在他断续写下去的时候，人物就不会再有变动。戏剧故事，在契诃夫看来，是应该任其自然地发展的，他最不相信勉强拉进去许多穿插的方法，他的戏剧，出发于能以表现主题，能以表现现实生活之脉动的特征人物，而不出发于故事。必须是因为有这些人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自然会产生这些行动，这些故事。现实生活里的生动，都是缓缓地在发展着的，没有明显的逻辑，更没有千年的大事，一下全在两小时以内一齐发生的现象。人类的行动，全是随着偶然的机遇与相逢而展开的，不是根据作者的逻辑所决定的。而，最特征的行动，又不是巨大的，或有戏剧性的，那些反而都是最琐碎最不经心的自然表现。同时，大多数的人民，并不去决定他们的命运，只任由着命运去决定。平凡的人们像是一部棋子，被一个巨大而无形的手摆布着。这并不是说大多数的人民，都是宿命主义者，而是说，他们连宿命的意识都没有，生活使他们麻木，痛苦使他们失去了知觉。生活里，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清醒着，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革命的意识，恶的既不是理智地在作恶，而善的行为，也只是环境压迫的结果。整个社会就这样像网一样地交织着，清醒的与蒙昧的，荒谬的与正义的，高贵的与卑贱的，理智的与愚蠢的，都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和声，成为一部交响乐。不但人与人之间起着这样的共鸣，即在人与环境之间，也起着共鸣；这也是现实的特征。所以，有些地方传来弦索绷断的声音，有些地方又漫弹着凄凉调子的吉他琴，哀吟着歌曲，白头鸟在唱着春晓，马车在喧叫着走远，空洞而沉着的一道一道房门的下锁声音，向旧世纪道着诀别，而远远地又有牧童吹着芦笛。

    这就是契诃夫所介绍的现实之节奏。

    他的人物就在这个节奏里活着。

    《樱桃园》里的人物，和他的其他剧本一样，都有现实中活人的模型，作他们产生的源泉。一九〇二年夏天，当他带着克妮碧尔住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别墅“留比莫夫卡”的时候，就开始构思这些人物了。这座别墅，坐落在莫斯科附近，从那里沿着东部古伟的松杉森林，坐四十分钟的火车，再换马车走三俄里，就可以到达。那里有一条历史名字的河流，叫做克里雅兹玛。契诃夫是最喜欢钓鱼的，在那里，大部分时间就消磨在垂杆之上。一边钓着鱼，一边，一个古老的家庭，一个即将破产的地主的房舍，来到他的想象之中：　樱桃树枝探进那间育儿室的窗子里来，开着白花。这座房子，若干年来都没改变过样子，从女主人的婴儿时代起，一直到她的流亡止；什么都没有改，只是没有一点用处。这是封建主义的象征。不但屋子没有变动，就是这所房子里的生活，也一点没有改变过。主人，郎涅夫斯卡雅太太，便是一个紧抱住封建社会的阶层的象征。她徒有空想，热情，而不顾现实，把精力完全浪费在浪漫的罗曼史上；她紧紧追恋着旧有的荣光与既成而已无用的产业不放，不肯面对已经降临的崩溃的必然性；虽然自己已感到无法生活，可是依然过着挥霍的日子，自己给自己促进破亡的时日。契诃夫最初所想象的郎涅夫斯卡雅太太，据他自己说，“应该是一个很奇怪的老太婆。她常常向用人们去借钱。”后来，他写她常常向暴发户罗巴辛借钱——她的残喘，不得不借着乞怜于新兴的阶级来维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