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俄罗斯戏剧家、小说家契诃夫逝世110周年，他的剧作对20世纪的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反映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因而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12月5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契诃夫戏剧全集》首发式在北京蓬蒿剧场举行。参加现场对话的嘉宾一起对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及其精神进行了探讨。

　　契诃夫身上有一种少有的善良

　　史航(编剧)：戏剧家焦菊隐先生有一篇文章谈到契诃夫的时候说，契诃夫是平淡而有力，简单而深刻，尤其是客观而抒情。

　　契诃夫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养育之情。我在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的胡同里晃荡20多年，后来也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过，现在走到学校的胡同口，看南锣鼓巷里面拥挤的人流，我就想到契诃夫的《樱桃园》。就像《樱桃园》一样，南锣鼓巷原先是一个荒凉的胡同，如今变得这么热闹，现在的一切就是接受，一切就是理解，一切就是回忆。所以说，我们可能都是樱桃园里的人，或者是樱桃园后传里的人，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契诃夫戏剧里的人。

　　童道明(翻译家、戏剧评论家)：契诃夫是有情怀的人，因为他的作品里面好多人都讲过未来，100年以后、200年以后、300年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为什么喜欢契诃夫？我写过一句话：作家的那种少有的才华，是需要少有的道德的力量支撑的，这是契诃夫给我们的启发。现在我们有一个共识，认为契诃夫是一个最善良的作家。这个善良有一种生产力，你没有那个善良，绝不会有契诃夫的那些东西。

　　濮存昕(演员)：童道明先生曾说我是被角色提升起来的一个演员。我小学六年级之后就没再上过学，也没有学历，我今天还能够发言，是台词帮助了我，特别是契诃夫。我演了他的《海鸥》，演了《三姊妹》的一些片断，演了《天鹅之歌》，演了《伊凡诺夫》，还有现在正在排练的《万尼亚舅舅》。我觉得我的学养在这里面。

　　前几年我演伊凡诺夫，伊凡诺夫我不理解他啊，他为什么去主动选择毁灭？在第一年演的时候我就已经很纳闷，自己都觉得自己演的不对。第二年我突然觉得伊凡诺夫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思想者。他积极地看事情的结果，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知识分子是可以从天上看到深渊的。他们能看到毁灭、看到死亡、看到终结的时候，所以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我想伊凡诺夫就是这样非常积极的人，所以第二年演的时候，我有了主动的东西，效果就不一样了。

　　我们为什么喜欢契诃夫？他写了很多失败者，他写的是自己民族中各式各样的人。他认识到的生活里面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应该像他一样认识这个世界和社会，认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尊重他的存在，尊重他瞬间的下意识，尊重他卑微的一念和感情。我们往往忽略这个。

　　我作为一个演员，接近契诃夫，和契诃夫有关，怎么能够尽到演员的职责？我用一个演员的生命在舞台上呈现出对契诃夫的向往，在舞台上完成对契诃夫的所思所想和他的情怀的传达。像刚才所说的，我们都是契诃夫笔下的人。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契诃夫身上有一种少有的善良，这个我觉得是我在“文革”时特别喜欢读他的原因。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读的一个作家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品质，可能是自己的身边、社会相对比较少的。那时候我经常到杭州一个朋友家，他家里有很多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一次借一本，这样一点点看下来。所以我自己对契诃夫的这个阅读经验就说明，契诃夫不管是带着嘲讽，或者有时候还是比较尖刻的批评，但总体来说，他背后有一种温柔、敦厚之志，这个就是大家说的他的善良。

　　我自己对他的《樱桃园》特别感兴趣。我们中国是怎么接受《樱桃园》的呢？焦菊隐把它翻译过来，他写的译后记很了不起，比现在所谓的学术论文的可读性、深刻性不知道要好多少。但是我也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是让我难以释怀的。焦先生是在1940年代抗战的时候翻译这个剧本的，他说，契诃夫借着戏剧中的人物——出身特别贫寒的商人罗伯兴的嘴说，要想挽救崩溃与灭亡，必须把地面清除干净，把旧房子拆掉，反正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得先把樱桃园砍掉。当时我觉得焦先生处于那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他对这种摧枯拉朽式的动荡应该有一种同情。他居然会说，契诃夫是借着罗伯兴的嘴在这样说。

　　我想，契诃夫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的，这恰恰是契诃夫真正的动人之处，就是他对新兴的阶层实际上有一种深深的戒惧，他对他们的子女是有着深切的同情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知道，受迫害本身，或者是非常穷困的本身，也可能是对人格健康发展的障碍。他知道这个矛盾所在，所以他的笔下，比如庄园主太太，虽然有一些事情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恰恰在这些人身上有一些文明的本质，因为庄园主太太是善良的，她对其他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有着一种巨大的关怀，而这种巨大的关怀并不一定是罗伯兴所能具有的。可惜契诃夫逝世的比较早，他没有看到俄罗斯后来巨大的变化。